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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股异样潮流


□ 肖百容

  内容提要:文章从“五四”诗人徐玉诺用死亡的美丽和神秘来写儿童的天真、幼稚的一首小诗谈起,联系闻一多的同类创作,再通过与古典文学中相关作品的比较,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死亡书写具有“死亡秀”的特征,并且梳理了这一独特的文学潮流的脉络。现代死亡书写大多不是为了思考和探索死亡的本质、死亡的价值,“死亡秀”是现代文人表达社会理想、青春愁绪或者独特的人文情怀的手段。文章分析了“死亡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美学风格的影响,提出了应该如何评价这股文学潮流的意见。
  
  徐玉诺对于今天很多读者是陌生的,但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他曾经是影响不小的一位诗人。而他也是众所周知的“怪诗人”,甚至他的“怪”比他的诗歌成就更引人注目:他一生好交友,好流浪,行为怪异洒脱,不为规矩拘束。他在诗歌表现艺术上也让人捉摸不透,有时成熟精致,有时却幼稚粗糙;再比如他的诗歌,题材独特,涉及死亡的特别地多,如《生命》,《墓地之花》、《人生之秘密》,《人与鬼》,《我告诉你》,《死的慰藉》等等。他曾经写了这样一首小诗:“小孩子怕忘却了他们经过的地方/把白玫瑰花团/挂在等远的小树枝上。/风起了,/花团儿随风飘摇;/恐怖弥怖在林间,/小风吹开了他们的家乡。”徐涉及死亡的诗,大多都是由他小孩的死引发的。它们通过描绘死亡的美丽、神秘甚至恐怖来写孩子的天真、幼稚。这是令人费解的。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怪诞的表现方式呢?中国文学较少以儿童的活泼可爱为表现对象,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当以辛弃疾的《清平乐》、李清照的《点绛唇》比较有名。它们描绘孩子的娇憨天真,令人难忘,其风格清雅纯净。徐玉诺的诗尽管显得别有风味,却不能不让读者感到震撼,觉得有些奇怪,有些异样。不过,如果我们回到“五四’时代,将其置于现代文学史背景来看,也就显得稀松平常,让人能够理解了。无论是行为上,还是写作上,他的“怪”都带有“五四”时代的历史痕迹。
  实际上不仅徐玉诺,闻一多也喜欢写孩子的死。在现代诗坛上,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歌咏儿童与死亡的双璧了。闻一多写过《也许》、《忘掉她》等,表达诗人对自己早夭的长女闻立瑛的惋惜悼念之情和对死亡的赞美。也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因为死亡对于生命最恐怖最残忍的地方就是剥夺如花蕾初放的孩子的生命,所以诗人的笔触总是伸向这个极易拨动人心的主题。但这种解释看似合理,实质是主观任意的。试问为何古人就不采用这种方式,选取这种题材呢?因此,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很可能与文学的现代性审美趋向有关。书写死亡,表现死亡,正是现代文学的一股潮流。徐玉诺与闻一多的诗是其代表,只是徐玉诺的小诗比较曲折,闻一多的诗,则直接歌颂死亡。
  这样直接或委婉地歌颂死亡的诗文,是“五四”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郭沫若的第一首诗《死的诱惑》,毫不隐晦地表达了死亡的幽灵对诗人的巨大吸引力,朱湘的第一首诗直截了当地名之日《死》,纯粹描写临终一刹那的情景;王独清诗歌的第一页就是这样的哀叹:“唉,我愿到野地/去掘一个深坑,/预备我休息/不愿再偷生。”(《失望的哀歌》)。“五四”诗歌以“死”字命名的情况也不少:除朱湘的《死》之外,闻一多和郭沫若也仅以一个赤裸裸的“死”字名诗。此外,徐志摩、姚蓬子等亦以“死”字名诗,只不过在“死”字之前加上了不同的修饰语而已,更多的诗人以与“死”字有关的字眼名诗,如《毁灭》、《末日》、《永不回来》、《落花》、《葬我》、《过去的生命》,等等。事实上,“五四”诗人很少有不涉及这一主题的,如郭沫若、朱湘、徐志摩、李金发、徐玉诺、于赓虞、汪静之、闻一多、鲁迅、郁达夫、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邵洵美等都对这一人生终极现象进行过正面或侧面,直接或间接的描写;即使只偶尔涉及这一命题的,如冯至、朱大楠、姚蓬子、何植三、郑振铎、陈南士等人,也有非常出色、耐人寻味的作品。可以说,表现死亡,以死亡吸引人们的目光,是“五四”文人一个重要的创作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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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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