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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无尽的岁月


□ 陈启文

去南通,没有不去那座百年博物苑的。它甚至就是我来这儿的理由和目的。我来了,来这儿还愿,还一个在心里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夙愿。然而,当它如此逼真地在我眼前出现时,我却不由得放慢了脚步,不知怎的,竟有一种病态般胆怯的感觉。
它其实既无高大威严的拱门,亦无宗教神殿式的廊柱,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英式洋房式建筑,但显得豁达、安详而质朴。它很空灵,仿佛随便从什么角度都可以穿过。我不知我怎么会变得如此胆怯,或许是因为环绕在左右的那种静穆的气息,让我感觉到了某种岁月的深度,让我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一百年是一个怎样的时间长度?这实在说不上漫长的历史,有谁用自己的生命去量过?如果从现在倒回去一百年,你可以看见古城的深夜那一扇唯一亮着烛光的窗户,一个伏案的背影,正在烛光下给朝廷上书,建议在京城设立帝室博览馆,将历代宫廷内府的收藏品,对国人展示。他挥笔疾书的姿态,充满了热诚与旺盛的生命力。他那时已不算年轻了,已经五十出头,在那个年代,年过半百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了。可他每写下的一个字,都血气方刚,好像积聚了数千年的激情终于得以表达。诚不可缓!当他挥笔写下这最后四个字,你仿佛听见了他的热血在心脏中呼喊的声音。
然而,一介书生在光绪二十年(一九○五年)的两次意义非凡的上书,却如石沉大海。在大清帝国和它的皇帝、太后一样在权力斗争中心力交瘁、已处在弥留之际时,张謇此举的确有些书生意气,甚至有些多事。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睡梦里踮起足尖,以一种坚定而渺远的企望苦苦地等待着皇帝的诏书。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等待,就在那一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在南濠河畔奠基了。诚不可缓,诚不可缓啊。一种原本属于国家意志的行为,就这样宿命般地转入了民间,这使它一开始就缺少泱泱博大雄浑恢弘的气势,南通博物苑最初占地仅三十余亩,太小了,可再小它也是中国第一座博物馆,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某个源头。
我不知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树,还是不是张謇当年所植?这些房子还是不是他当年所建?踟蹰着,走进一扇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门,你立刻就发现里头的博大精深。深秋的博物苑里洒着稀薄的阳光,它一点也不灿烂,但把历史的脉络照得分外清晰。这里很少有帝室里的稀世珍宝,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慷慨赐予,所有的藏品,都不是为了炫耀穷奢极欲的豪阔,它更看重的是器物给人带来的器识。然而,即便是最普通的东西,过了一百年,也会成为稀罕之物,这又是收藏的另一种意义,一切的收藏,都是人类同时间对抗的一种方式。正是这些不屈服于时间的事物,默默地记叙着人类历史的漫长。一百年,多么短暂,然而其间有多少朝代更迭、有多少天灾人祸,还有内战、外战,还有十年浩劫,当山河崩溃,玉石俱焚,哪怕把一只极普通的青瓷花瓶保留到现在,仿佛也是经受洗礼后的奇迹般的遗存。那些斑驳的铜锈,那些裂开的纹路,那些焚毁的史册残页,凝聚了多少惨烈的血与火,每一样东西都诱惑人们去猜测它的历史,每看一眼,你都能听见心脏在颤动中四分五裂的声音。
最大的一次浩劫无疑是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南通,他们把人类所能达到的野蛮和兽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座博物苑就像一个孤苦无靠的弱女子,任其蹂躏和糟蹋。或许只有在那时,你才感到历史的软弱无力,那一件件古老的兵器,都已无法穿透侵略者的心脏。而此时,离这座博物苑奠基仅仅三十三年,离张謇辞世还不到十二年。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些,他会不会突然改变主意?在中国,最诚不可缓的事不是建一座博物苑,而是建一座最先进的兵工厂,以最锋利的武器来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命运,或是创办一所新式学校,疗救那些在精神上萎靡得无可救药的国民。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有多天真,其实,在建这座博物苑之前,张謇早就开始这么干了。他在当时还很闭塞的通州(南通旧称)小县城里办起了通州师范,这是中国第一所由私人兴办的师范学校。而这所完全免费的学校,也的确造就了不少精英,如孙钺,如孙支夏。这座博物苑里的植物园,最早就是由孙钺负责筹建的。而博物苑的设计者之一孙支夏,也毕业于通州师范木工科,他是中国自己培养的最早一批近代建筑师。张謇曾应邀赴日开会,考察,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着和后世鲁迅一样刻骨铭心的感受,朝气蓬勃的日本和暮气沉沉的大清帝国所形成的鲜明反差,让他得出了“救亡图存,舍教育无由”的结论。作为一所新式学校,张謇把自然科学放在了重要位置,他从日本购买了气象仪器,架设在博物苑中馆二楼的平台上,让自己的得意门生孙钺每天在这里测得各种气象数据,交给当地报纸登载。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气象预报。
我没看见那久远的仪器,连放置仪器的那个平台也不见了。它的意义绝不是一座建筑物的延伸,而是古老的中国在某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开始触摸一个时代的气息和脉搏。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技术平台,第一次以延伸的方式,超越自我封闭的天性。而在博物馆的展室里,我感受到了这种延伸的深度。那是一副动物的巨大骨架,大得连当时正在建设中的整个北馆都装不下。这是在海门滩涂上垦荒造田的民工无意间挖到的一个不寻常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连张謇也不知道,只好沿用传闻中的说法把它叫做海大鱼。现在我们知道了,这其实只是一只误入浅海后没能逃生的鲸鱼的骨架。张謇不知道,这不能怪他,要怪只能怪当时的中国离大海的遥远,离海外现代科学的遥远。张謇不知道,但没有假装知道,而完全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处理这副骨架,为此还专门调整了北馆原来的设计长度,用了整个北馆的一楼,来陈列这副骨架。那条死去的鲸鱼,又以这种方式获得了重生。它遨游的姿态,使整个展室都有一种流动的感觉,仿佛仍在大海里游着,只是游得更深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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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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