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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辽、金、元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研究述评


□ 乌兰巴根

  辽、金、元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作为清代众多汉籍翻译中成帙最早的三部,具有文化史、文字史及史学史研究价值。围绕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进行历史与文献研究,在满学、蒙古学以及辽、金、元三朝历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前人的研究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阐发。本文试从学术评介的角度,就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的研究状况做一梳理,以便学界了解这一方面的基本情况。根据相关成果的特点,分为存本著录、译本出版及学术研究三个问题,逐一进行评述,总结得失,提出相关研究要领。

  关键词:《辽史》《金史》《元史》满文翻译 蒙古文翻译

  作者乌兰巴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清朝初年,清廷把一批汉籍译成了满文、蒙古文,其中包括《辽史》、《金史》和《元史》。辽、金、元三史的满文、蒙古文翻译,由清太宗谕旨,大学士希福( Hife)充任总裁,查布海( Cabuhai)、能图(Nengtu)、叶成格(Yecengge)等人译写满文,杜当(Dudang)、乌力吉吐( Oljeitu)、塞棱(Sereng)、索纳木(Sonom)等人译写蒙古文,于崇德元年至四年间(1636 -1639)完成满文译稿,四年至五年间(1639 -1640)完成蒙古文译稿,顺治元年(1644) -并缮写进呈。而后,顺治三年刊印满文三史,颁赐王公群臣。三史译文,满文形成稿本、写本、精写本、刻本,蒙古文形成稿本、写本及后世诸手抄本。

  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属于清廷主持的文治活动,带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和价值取向,而且从提议到译写,受到满、汉双方的观念影响,翻译方案几经更改。梳理此一过程,可管窥当时清廷满、汉双方思想状态及其互动效应之侧面。三史满文、蒙古文译文,作为编译文本,就史学研究而言,谈不上有何史料价值,但作为17世纪的文献资料,它们所包含的语言学、文字学研究价值不容忽视。尤其《元史》译文所隐含的史实考据以及国语复原,足可得到《元史》研究者的重视。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为满、蒙古文人阅读提供便利,而后世从满文刻本转译的蒙古、俄、德、朝鲜等文译本阅读,也令此三部史书的受读范围进一步扩大。

  鉴于上述几点,笔者认为以学术视角深入考察清初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对促进满族史、清史以及蒙古史的研究,尤其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三史满文、蒙古文译本尽管较早被人注意,但相关学术研究却较晚出现。目前,学界在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相关考述、文本研究、影响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因基本资料的难求,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阐发。笔者试从学术评介的角度,就三史满文、蒙古文翻译的研究状况做一梳理,以便学界同仁了解基本情况。

  一、三史满文、蒙古文译本的发现及存本著录

  三史满文、蒙古文译文诸本,除满文刻本流行于世之外,其余写本均藏在宫中内阁大库,整个清代极少外传。清朝灭亡后,这些写本始为人发现,在改朝换代的纷乱中,不少本子散佚无踪,有的流落海外。

  20世纪20年代初,罗振玉在整理清官内阁大库时发现辽、元二史满文、蒙古文译本,从罗振玉写给王国维的书信中尚能窥知当时的情形。罗振玉的几封信中写道:“弟连日整理内阁史料,竟发现奇籍二种,皆蒙文,且稿本也(有涂改处。即此二书,已值万三千金)。一为西辽史书(二册),叙述甚详,知德宗以前事尚有宣宗,改年天复。西辽事实,《辽史》中至陋,得此书,若译出,其可贵尚在蒙文《元秘史》之上。又二册为《大元例》,其一册署第十八,他一册无汉字书题。他日当先以西法影照,原本已霉烂,不敢以付译人也。”①“库籍中满蒙文书为第一,惜无通其文者。前检得《辽史》及《西辽史》、《元例》四册外,顷又得<大元史书》一本,尚有类似者二三册,异日入都,当聘一熟悉精蒙文者来从事移译,并拟令儿辈受学。”②“蒙文《辽史》取《天祚帝纪》校之,果如公言,至佩至佩”。③承志在《满文(大辽史)稿本考》中征引上述信文并评论道:“可以看出当时已知道满蒙文《辽史》、《西辽史》及《元例》等册籍。对蒙文《辽史》的部分,王国维曾指出是《天祚帝纪》的部分,罗振玉校对后,发现就是蒙文《天祚帝纪》部分,故表示‘至佩至佩’。当时,罗振玉身边缺满文、蒙文的翻译人员,本计划日后找人翻译,但后来结果亦无从知。从列《元例》、《大元史书》等书题‘例、史书’,可以推知这是蒙文《辽史》稿本之一。《大元史书》估计就是《元例》的一种。其中《西辽史》至今还没有发现具体收藏地点。也许是《辽史》记载西辽的部分,详情有待日后查考。”④罗振玉信中所提《大元例》“其一册署第十八”,大有疑问,因为已知满文、蒙古文《元史》稿本和写本多以十五册编订,只有满文刻本订为十四册,未见有十八册者。所谓第十八册.或是出于罗振玉误读原书标题,或是误将册首第一页的皇帝在位年次当作册次;或为书信的刊布者误读原札所致。现存十三册《元史》蒙译稿本中,只有第五册题为《大元第五例》( Dai Yuwan-u Tabudu yar Qauli),除第一册和第九册散失不可考外,其余诸册有的题“章”( bulug),有的题“册”(debter)。那么,罗振玉看到的蒙古文《大元例》只能是第一、五、九册中的两个。另外,承志所说“《大元史书》估计就是《元例>的一种”,可做进一步分析。按清初三史的蒙古文译本,有稿本和写本留存至今,其中《元史》的稿本如上所举,书题互不相同,但写本十五册书题统一,均作《大元史书》( Dai Yuwan Ulus- un Bicig)。因此,罗振玉看到的《大元史书》不会是稿本《大元例》的一种,而是依据稿本缮写而成的写本的一种。不管怎么说,罗振玉等人确曾见到《辽史》和《元史》的满文、蒙古文译本,对其惊叹不已,并图译成汉文,以为史海钩沉。罗振玉从内阁大库发现三史满文、蒙古文译本后,有些本子经过他的手流到宫外,其中包括W.西蒙(Walter Simon)1948年从北京购得、后来成为伦敦大学藏品的《元史》满文稿本。据神田信夫说,伦敦藏《元史》满文稿本末尾有罗振玉癸亥年(1923-引者)九月让儿子罗福颐抄录的跋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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