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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系统的生成与阐释:大足宝顶石窟造像分析


□ 王天祥

内容摘要:本文将大足宝顶石窟造像的意义系统分为文本(造像实存体系)、观众及其互动生成的意义空间三部分进行了分析与阐释,最终将石窟造像重新定位为民间宗教性质的公共文化空间,从而揭示了其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石窟造像 文本 主体 公共文化空间

对于大足宝顶大佛湾石窟造像的研究历来都是大足石刻研究的热点,然综观之,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对石窟造像进行文本式研究。而对于石窟造像这样一个复杂的意义系统而言,它的研究对象应该包含文本(造像实存)、文本的阅读者(观众)以及造像与观众互动所产生的流动意义空间三部分。本文认为,石窟造像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或审美对象,也不仅是南宋中后期的佛教密宗道场,它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是南宋时期州县乡村的一处民间公共文化空间的范型。本文拟对这个意义系统的造像文本进行概要的描述,对造像的观众之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并对由文本与观众(以及观众之间)的对话所形成的意义空间进行分析。
意义系统的生成与阐释:大足宝顶石窟造像分析图片1
一、文本与观众

尽管对宝顶石窟造像的文本式研究已经连篇累牍,但对文本的描述仍是追溯和还原南宋时期这个意义空间原貌的基础,因此在这里有必要作扼要的回顾。文本的研究通常专注于两方面,一是叙事,二是图式。
叙事包含两个方面 :叙事内容与叙事结构。石窟造像作为时代共享的文化系统,其叙事内容必须考虑符合三方面的要求:佛教教义、主流文化、信众心理。造像的叙事结构是以逻辑顺序为基础,逻辑顺序与时间顺序交替采用的多级层级结构。全部造像以强调因果关系之逻辑顺序的叙事结构作为第一级,通过这种叙事结构突出佛教基本教义:现世之烦恼,缘起于“心”,因此需要修心正身,从而生死轮回,乃至涅。这是一个善恶相报、生死轮回的完整闭合环的叙事结构,它统摄了整个佛湾造像。
宝顶石窟造像的U形布局、图文结合、强调秩序、注重意趣的图式特征使经过精心选择的文化题材高强度和高密度地呈现出来,这成为引导人们从静观走向深观并沉浸其间的关键,正所谓“先悦其耳目,渐率以义方”,大足宝顶石窟的主建者与雕刻大师们深谙其理。
从造像是“弘扬教法,教化众生”的角度出发,传统的研究多把观众看成弘扬与教化的对象,是对某种支配力量(社会体制、宗教话语)的屈从和服从,文本与对象的关系是制约和统摄的关系。但很显然的是,佛教不能像儒教一样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对民众的制约,民众也并不愿意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的威迫之外再被宗教权威完全客体化和对象化。
造像为什么会引入世俗生活场景?这是因为造像需要通过迎合观众的生活经验,引发观众的参与兴趣。造像为什么那么强调对叙事与图式的运用?很显然,叙事与图式是诱导观众由浏览到深观乃至步入信仰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讲,文本就由强制转向为一种诱导。在造像中则表现为,通过有效地把对宇宙与人生(心论、生死观)、世俗与宗教道德(三纲五常与五戒十善)等的认识组织在一起,借助丰富多样的叙事和图式一步一步地诱使观众去认同文本预设之社会认同。
毫无疑问,无论是强制性阅读,还是诱导性俘虏,都只是文本单向的话语,然而事实上,在营建者、造像与观众的三角关系中,观众并不只是被动地作出反应的环节。由于观众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本积累,因而其不同的认识视野和感情基础,使观众对于同一造像会形成不同的反应和阐释。同时,阅读与观看也是观众在其中不断地体验与反应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意义得到不断转换与再创造。因此,民众不仅是造像内容的来源与受众,同时还是观看的主体。只有当我们从文本的叙事与图式的讨论中跳离出来,将造像与观众相联系,才能使仅仅具有内部关系和结构的文本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意义。而正是观众,将造像的审美自主性与历史依存性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观众,实现了历史与当下、自身与文本、自身与他人不断的对话与交流,在一种互为主体的文化场域里,意义得到不断开启与遮蔽、转换与创造。通过大足宝顶石窟造像,我们可以透析被两宋特别彰显之“孝”,其中被开启或遮蔽的历史真相和民众心理。对朝廷而言,孝意味着天理与秩序 ;对士绅而言,孝是仁义之本 ;对民众而言,孝则意味着生计供养。儒家强调孝养父母,国家权力也禁止祖父母及父母在时即易财分居,要求“父母在,不远游”。但从造像文本中观看家庭人员的构成,是典型“三代五口”之家庭,却非朝廷旌表的“累世同居”之大家族,这显然是对庶民(雕刻者与被表现者)受到税役制和户等制度之迫,不得以“兄弟壮而析分”的真实再现。造像中还表现有父母为儿子远行送别之场景,这也与士绅的道德理想有些差距。实际上,随着两宋科举制度的推行与城镇经济的发展,外出考试、从商牟利成为庶民家庭贫求富、富求贵的必然选择。在现实功利与道德伦理之间,作何选择?事实上,在历时性的观看中,“孝”之意义不断被转换成为“问安”、“不远游”、“勿使忧念”、“老有所养”等阅读经验了。而在共时性的比照中我们还发现,造像表现了普通庶民之生、养、行、婚、老,却独缺“教”这一环节,此举并非为无意的遗漏,而是一种角色定位,即表露出佛教在现实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是对日常生活的指导,而“教育”的任务则落在了儒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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