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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偶之家》与当代家庭问题
  
  《戏剧艺术》季刊一九九七年第四期发表孙惠柱的《娜拉的男人走了以后怎么办》一文,介绍了最近英美两国戏剧界推出两个《玩偶之家》的大制作后观众的反应,并讨论了与之相对应的现代社会家庭问题。
  文章说,八十年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只有鲁迅问了一个似乎很煞风景的问题:“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如今,鲁迅先生的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已经不难回答了,那么这部社会问题剧的典范之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妇女的生存状况还远未达到理想程度,《玩偶之家》的警世作用并没有消失,这种说法当然无可辩驳,但是具体的演出效果却并不这么简单。一九九六年秋在美国,这个排演得十分严谨的现代悲剧竟然多次让观众笑出声来。引人发笑的都是原来普普通通的台词,但时代的变化给了它们不同的含义。对于现代的大多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来说,他们已经与易卜生的时代相隔太远,他们所面对的夫妻家庭问题已经大不一样了。一九九七年春从伦敦搬到百老汇的另一个《玩偶之家》强调该剧是一出人文主义而非女性主义的剧作,在娜拉与海尔茂的情感和情欲上大作文章,而且指出这一点是易卜生剧作中本来就有的,不过常常被人们忽略了。这个虽然没有改变原作但比原来大大软化了的《玩偶之家》得到了伦敦和纽约剧评家一致好评,它的成功表明,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简单化地把娜拉和她的丈夫看成势不两立的两种社会力量;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玩偶之家》剧终时那个震撼世界的关门声在唤醒民众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副产品,那就是离婚率的直线上升。一百多年前,限制离婚的法律和教规在各国都是束缚女性的枷锁;然而,当初有益于妇女的离婚自由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却在给她们的丈夫带来越来越多的自由: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常见的已不是像娜拉那样妻子抛夫别子出走,而是恰恰相反,并且常常是很快地走向下一个女人。因此现在困扰社会的大问题已经不再是“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而是“娜拉的丈夫走了以后怎么办”。
  实际上的问题也许比丈夫走了还要大,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娜拉的男人走了以后怎么办?”因为离婚的自由化带来婚姻和家庭的随意性,越来越多出走的男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丈夫。一百多年以前欧美许多有文化的人都为海尔茂抱不平,支持禁演《玩偶之家》。今天的家庭卫士们已经不能再像从前一样责怪娜拉们不顾家庭一走了之,而是必须认真地想一想:“娜拉的男人走了以后怎么办?”
  
  住房与中国城市的家庭结构
  
  《社会学研究》一九九七年第六期刊载潘允康等六人撰写的《住房与中国城市的家庭结构》一文,从住房的角度来分析了家庭结构的影响因素,指出住房是影响中国家庭模式的主要因素。
  文章介绍说,子女婚后与父母同居的传统模式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仍然在较大程度上保留着,学术界对其中的相关因素的解释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为传统观念说,一为现实需求说,一为家庭资源说。从中国的社会现实看,传统观念和社会需求自然仍然是影响居住模式和家庭结构的主要因素,但是传统观念正在改变,现实需求也是双向的,这些都不足以维持两代人同居的结构模式。对津、沪两大都市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家庭资源特别是住房资源,在当今作为同居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已经变得十分重要。
  鉴于中国家庭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在事实上是有分有合的,本文分别从区位中心论、区位聚散论和区位共生论三个方面对住房与家庭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区位中心论方面看,由婚姻产生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中心。这是由婚姻和家庭的本质决定的。从这一点看,家庭中有多少对夫妻就会有多少个中心,当只有一个中心时,家庭成员间会产生一种向心力,有两个以上的中心时则会产生离心力。如果家庭只有有限的住房或只有同居共处的住房,即使家庭是多中心的,有很大的离心力,也常常会保持同居的结构模式。而一旦有了足够的可供选择的住房,原有的家庭结构就可能解体,从多中心模式重新变成一个中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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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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