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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与政治


□ 聂华苓

伊朗女诗人泰皓瑞(Tahereh Saffarzadeh)在爱荷华两年(一九六七——一九六九)。一九六八那年,罗马尼亚小说家易法素克(Alexandru Ivasiuc)也在爱荷华,是第一位从罗马尼亚来的作家。易法素克曾因反对苏联,于一九五八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被捕,判刑五年。三年后,可以释放出狱了。牢门打开,他到监狱办公室去办手续。一个女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易法素克。她看看名单,又看看他说:不行!你还不能出狱!他又回到牢房。半夜来了一纸命令,说他将放逐一辈子!第二天,他被押到一个荒岛,又待了一年多,才得到自由。妻子已经离婚嫁人了,因为他是政治犯。
我爱我的国家,我赞成社会主义。但我们必须独立,必须自主。他告诉我和Paul。
他那地下牢房在丹波非达河(Dambovita River)下面,天花板滴水,墙上总是湿漉漉的。他在上面写诗,写一行,看着它模糊下去,滴到地上。再写一行。否则,他要疯了。
他说:他们酷刑逼供的时候,不打你的脸,以免留下伤疤,作为见证。他们打你身体下半部,甚至电击生殖器。易法素克笑了一下:别急,不会性无能。
泰皓瑞在一九六七年国际写作计划创办的第一年,就来到爱荷华。那正是伊朗巴拉维国王专政的时代,对异议分子采取高压手段,泰皓瑞便在爱荷华又留了一年。我刚离开台湾不久,对当年的白色恐怖心有余悸。我们对政治有相同的体验。她父母早故,姐姐抚育她成人。一个女孩对自立自强的渴望,我也是深深了解的。结婚离婚,人世沧桑,我们都经历过了。她在爱荷华两年,我们一起谈人,谈事,谈写作,也可一起大笑。
泰皓瑞浓眉大眼,调皮幽默。她对男性自有其不即不离的性感。我告诉她。
她笑笑说:有什么用?
我说:中国人有句俗话——英雄无用武之地。
她大笑说:爱荷华的男人,我还没看上一个。
有一次,我们和另外几个作家朋友同乘一辆车,有人讲了个笑话,我大笑,别人停了,我仍然笑,笑得不能停止。那正是我心情非常低潮的时候。下车分手后,泰皓瑞打电话给我,说她回去后哭了。
为什么?我问。
你那笑简直就是嚎哭。哭得很伤心。我懂。
她给我看在爱荷华写的一首诗:
我的表骗我
啄木鸟知道
我住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何必在印满足迹的壁上
展现我不尽的语言
我的表永远骗我
交通指标也是
停止——等待——不转弯——左转——右转
有个思念我的人
不知道如何握我的手
如何撒谎
总是缺点儿什么
我永远有点儿搭配不上
今天黎明在灰色柏油路上闲逛
我不该穿缎子鞋,也许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作家们在爱荷华八个月之后,都要离开了。那晚泰皓瑞请我和Paul,还有易法素克和他的妻子荻塔,在她五月花公寓吃中东菜肴。荻塔瞪着大眼睛,马尾头,黑面孔,很严肃的一个女人。小小的厨房,正好容五个人。Paul带进一阵春风,顿时热闹起来。他谈到十二岁时帮父亲修马鬃的故事,连说带做,非常生动。
马的头非常敏感,一碰它就会跳起来,Paul说。我就用绳子,一根很粗很粗的绳子,套住马的嘴,使劲扭绳子,扭——,扭——,扭——,Paul两手作扭绳状,微微低着头,两眼直直盯着身旁的泰皓瑞,仿佛她就是要剃鬃的马,盯着她的那双眼睛透着防卫,盘算,挑衅。
Paul猛然一把抓住泰皓瑞的手臂。
好痛呀!她大叫一声。我不是马呀!
我们大笑。
Paul一面笑一面说:绳子猛地一下子扭紧了,马痛得忘了剪刀!
易法素克虽然也笑,但透着点儿伤感。他那晚对每个人特别亲切。泰皓瑞给他一杯咖啡,他一手拿过咖啡,一手捏着她手臂,望着她沉沉地说谢谢。他平时滔滔而谈,那晚却很少说话。第二天他就要离开爱荷华回罗马尼亚了。
我和Paul午夜离开五月花。易法素克送我们到楼下大门口。他两手搭着我和Paul的肩说:我非常高兴认识了你们两位。
假如你情况有什么不好的变化,想法告诉我们,Paul说。
我一定不断写信。假若半年没我的信,便是发生事情了。
他匆匆说了再见,匆匆走了。
我和Paul转身走出五月花,都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中午,泰皓瑞打电话给我。
我刚去机场送走了易法素克。昨晚有事发生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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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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