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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张家山汉简的最新释读与研究
  
  2006年,学界对张家山汉简继续进行了文字释读方面的校正。蔡万进以其对《奏谳书》的多年研究,指出2001年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中部分释文存在着错释、漏释和缺又补释不当等失误之处,同时,他通过对照释文和竹简原件图像,搜检出部分残坏文字有识读错误的情况,并通过对照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部分简文中的讹、脱、衍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修正意见。在其《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补正举隅》一文中,共提出了27处证据扎实的补正意见,对这部分简文进一步深入研究筑就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关于张家山汉简中《二年律令》部分的成文年代,学者们也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学术讨论。由于《二年律令》中仅模糊标称律令年代为“二年”,而没有更明确的时代标记,因而,这“二年”具体指哪一年便有了多种可能性。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判断此“二年”为吕后二年。刘欢取《二年律令》与秦律以及正史中汉初的立法思想进行对照,综合此前各家的研究意见,提出将《二年律令》视为汉初在秦律基础上制定,到吕后二年再次增补修订颁行的版本较为稳妥。王宁也对《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作了新的考证,认为萧何时期制定的法律尚没有达到《二年律令》的完备程度,此外,前辈学者将《二年律令》的颁行定位于汉初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律令中没有出现对汉初皇帝的避讳,但王宁列出大量传世文献及考古证据,指出汉代的避讳并不严格,不足以作为判定时间的标准。因此,她认定《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应为吕后二年。
  除了对文字与时代的基础性判定外,学界在2006年对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更偏重于透过不同角度从简文中提取新的史实,开掘其史料价值。张家山汉简的发现,为汉初法律提供了最为鲜活的标本,谢全发就对这批汉简中有关“盗罪”的记载进行了专门的分析,运用法理学原理剖析其犯罪构成,并与秦代“盗罪”的相关记载进行比对,透过秦代、汉初有关“盗罪”的制度设计,他认为汉初的立法不能简单地以“汉承秦制”进行归纳,汉初的法律除了对秦法的承袭外.存量刑方面呈现出放宽的趋势。这一观点在杨颉慧的研究中也有表述,他从同罪异罚、维护孝道、救助贫穷、养老制度和宽刑主义五个方面论证汉初的法典已经明显融入了儒家的理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罪异罚和维护孝道直接承袭秦律,甚至可以说秦律中亦有儒家思想的采用。因而从秦代到汉初,律令既有承袭,又有变革,整体呈现出趋于宽松的由法转儒态势。但亦有学者特别关注了《二年律令》中有关k人重处罚的规定,王兴华从《二年律令》中分拣出适用从重处罚的原则性规定,触犯皇权、群盗犯罪、背反人伦和官吏犯罪在量刑中都适用加重惩处。这一观点其实与前文所述宽松趋势的研究结论并无矛盾之处,在汉初整体量刑放宽的趋势下,部分犯罪依然被认定为重点惩处的对象。
  学者们也对汉初的具体刑种进行了考辨。刘敏考察了《二年律令》中惩罚不孝的有关法条,一方面,以此论证“孝亲”伦理在汉初被纳入成文法,这与杨颉慧等学者提出的汉初法典儒家化可照应而观,另一方面,对简文“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中的“三环”之意进行了考证,认为此处“三环”并不是三次宽宥的意思,而是指三次拒绝受理。此外,闰晓君利用张家山汉简中的《收律》,对“收孥”刑进行了解说,“收孥”与“连坐”相似。但连坐的施行对象是罪犯的邻伍,基于地缘,而收孥仅以罪犯的妻子儿女为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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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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