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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作为,百姓不用分类


  ■文/吕洞庭

  睡意朦胧时,有媒体打电话来,问我对垃圾分类的看法。迷糊间毫不犹豫地蹦出一句话:“政府不作为,百姓完全可以不作垃圾分类。”

  说完这句话我就告别了所有的睡意,我得坐起身来,走向我用来思考的沙发,开始论证这句话的合理性。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可以说所有他想说的话,但前提条件是他必须能够自圆其说,能够实现语言上的自洽和证据上融通无碍。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怀疑一切,但他必须想办法去证实,否则,就是胡言乱语,不听也罢。

  我观察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发现无论媒体上如何的告急,专家如何的报警,政府官员如何的为“垃圾围政”而发愁,企业如何发现其中的财富而沾沾自喜,民间科研人员如何地研制出各种破解之术,环保组织如何的为垃圾分类而宣讲,因受害而奋起维权之士如何的四处寻求社会帮助,垃圾仍旧被采用最简易的方式处置,该倒到河边的还是倒到河边,该半夜拉到小路上的还是拉到小路上,填埋的理直气壮地填埋,焚烧的大模大样地焚烧,中国的垃圾,仍旧处在被全社会共同纵容的生境里。没有人想把它们怎么样,也没有人能把它们怎么样。

  过去,政府之所以迟迟不肯推垃圾分类,其实主要不是因为没有钱,而在于畏难。垃圾分类不外乎两大投资,一是硬件上的,主要是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那些基础设施投资。二是软件上的,就是在每个社区必须配备足够多的社区垃圾分类干部,去挨家挨户做垃圾分类的工作,长年累月地呆在小区里做垃圾分类的引导器、激发器。然后,再引导公众和环保组织对社区垃圾分类的干部进行监督,随时对他们的懒惰和乱为提出批评。而投资硬件的钱,政府是肯定拿得出来的,因为现在政府都在为如何找到正当理由把钱花出去而犯愁。投资软件设施,也就是给社区分派足够的垃圾分类干部,更是没有问题,不要说大学生都在跃跃欲试当村官,就是政府体系内的干部,也完全可以随时分流、轮换,或组成工作组,或直接形成工作队。何况,各地政府还有招聘“协管”的传统;何况,政府还有强大的组织退休党员、干部成为志愿者的才华。把这些潜在力量激发出来,不仅仅不会增加投资,而且会大大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让参与的干部在参与垃圾处理的过程中,得到非常可靠的锻炼,吸收到极好的政治营养。

  既然这么好,政府为什么会畏难呢?主要原因是压力不够。因为垃圾污染,要么污染的是环境,要么污染的只是居住在周边的人,政府的官员不太容易感知到环境的疾苦一一甚至会觉得,环境天生就是给人类污染用的;它们也不太容易感知到周边公众的疾苦一一甚至会觉得,周边公众是少数人,就应当为多数人牺牲。

  然而压力真的无法转化为动力吗?也不是,主要是压力还没有到达临界点。如果不是公众自2006年起持续地抗议,北京市政府也仍旧不会正视垃圾问题;如果不是公众的持续抗议,广州市政府也不可能在2011年4月1日出台垃圾分类的“暂行办法”。

  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垃圾分类是全社会的事,尤其是居民的事,怎么赖到政府头上?我说,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政府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打包票要替公众解决所有的问题,公众也非常信任地把所有的资源和权力都转交给了政府。这样一来,政府就成了公共服务集团和公共资源占有集团.公众的所有问题,或者说,所有公众化的问题,都只能等政府出面来解决。

  居民垃圾囤在家里,还算得上是私人问题;居民不听劝阻在家私自搞垃圾分类,只能算是自我的道德修炼。垃圾只要抛到屋外,就必须等政府来解决了。因此,在公众普遍丧失权力的状态下,政府不作为,政府不在硬件上投资,政府不在软件和干部资源上配套,公众完全可以不在垃圾分类上有任何的行动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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