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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岂止寻常事 敢为大道鼓与呼


□ 张 燚

  人是芦苇,却是唯一会思想的芦苇。所以,人是脆弱的,更是高贵的。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宣布“不经过哲学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到中华民国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提出,无不表现出人类对“思”之尊崇。“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那里,思想成为确认自身存在与意义的根本所在;而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是其最初和最后的武器,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在公共空间,诸多人的思想必然会有所不同,交锋成为不可避免;在文明社会,思想的交锋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即所谓“论辩”。“金子越擦越亮,真理越辩越明”,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论辩是正确思想的“助产术”,于是在世纪之交,在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宽容的中国,“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得以入选“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就顺理成章了。《中国音乐论辩》(以下简称《论辩》)正是“书系”艺术卷不可或缺的组成,由著名音乐评论家梁茂春先生主编,集前沿学者16人之力、经6年之工而成。
  《论辩》共分七章,以时间为序,历述了20世纪初及五四运动时期的音乐论辩、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音乐论辩、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音乐论辩、60年代的音乐批判运动、“文革”中的音乐大批判、新时期的音乐争鸣、“多元纷争”中的音乐论辩七个阶段的内容,材料浩繁,事评相结,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今天的音乐学界不无意义:(1)梳理了百年中国音乐论辩的经验教训;(2)凸显了论辩在音乐学术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3)提出了建设健康音乐论辩文化的期许。受其感召,笔者试图以《论辩》为基础略加发挥,来响应本书之“期待”,为“正常的音乐论辩风气的形成”略尽绵薄。
  
  一、合理利用音乐论辩的历史资源
  
  刚刚过去的百年,风云激荡,对于音乐学术而言,经验也好、教训也罢,都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资源。论辩是砥砺思想、深入真理的有效方式,本书以“音乐论辩”为主题来回顾20世纪的音乐学术历程,从中不难体会到著者的良苦用心。
  上个世纪,音乐界因为学术力量薄弱而错过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各种论辩,抗日救亡非常时期又不得不考虑“音乐为民族解放服务”的大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却长期陷于“反右”的泥沼,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权更迭的20世纪,在有着深厚“乐与政通”观念的中国,音乐被政治裹挟,甚至被称为“政府的自然延伸和推行其政策的工具”,既丧失了独立地位与主体意识,又负担起本不该负担的“不可承受之重”。于是,“音乐界的许多论辩,往往是跟随着政治文化界的论辩而来,而且总比文艺界的论辩慢个一拍、半拍”(第1页)。学术不独立,就无以言自律;无自律,又无以言责任、无以言发展。由是,音乐论辩的落寞与随波逐流自在情理之中。《论辩》穿透历史的迷雾告诉未来:具有独立地位,音乐学术才可能真正繁荣。
  正如《论辩》所说,“没有必要的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就不可能产生艺术论辩或者音乐论辩”(第684页)。“音乐大批判”中,批判者在有效组织下、预定目标下、不得不批的压力下无限上纲上线,置基本的事实于不顾,而被批者不允许辩解,一旦辩解就面临更为残酷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直到目前,音乐评论的民主氛围都是我们向往的目标。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苏联解体的关键在于“权力、真理和财富”的垄断三位一体,值得我们音乐学界借鉴:音乐学术与论辩同样不允许垄断。
  《论辩》还以史实告诉我们,学术的发展需要改变原有的对论辩的认识。长期的“救亡语境”和计划经济模式,使得人们“长期习惯于一致性思维……好像一有争论,就会影响音乐界的团结”(第3页)。战争时期,“一切为了救亡”,“一切与战争主题无关的音乐批评观念都演变为非主流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生产和评论被纳入计划轨道,艺术的自由天性被统一配置代替;1978年以来,音乐论辩虽然也有过活跃表现,与文学、戏剧、美术界相比却逊色不少,无原则的吹捧之声倒是不绝于耳,“音乐批评被等同于商业炒作”。即便有不同观点,音乐学者也多在私下里表达,在公共场合都是“好好先生”,以社会盛行的犬儒主义轻易取代了学术职责,而忘记了“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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