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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农民与市场


□ 吕德元

潘维是对改革较早反思的人之一,至少在《农民与市场》的写作甚至是出版前,学界和社会对改革还没有较为深入的反思,在刚经历改革反思年后的二○○六年读这本书,竟然发现这种反思早就为今天埋下了伏笔。
潘维至少出了三记重拳。
第一拳:主流学者认为,广大农民在实行家庭承包后得到巨大的实惠,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反叛。但是,潘维通过翔实的证据论证,广大农民在家庭承包后作为个体进入市场,首先受到伤害的便是他们自己;乡镇企业的兴起恰恰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继承。
家庭承包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民公社制度下至少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行基本农田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构成了改革后农业发展的基础;二是发展社队企业,这便是后来乡镇企业的前身。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基本上把前一种办法堵死了,于是,希望只能寄托在第二种方法上。问题在于,在剩余劳动力极多的情况下,发展乡村工业的关键因素是资本;在家庭承包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的集体积累也被分了,就不太可能发展起乡镇企业。这一点在潘维关于进入市场的农民的“赢家”和“输家”的分析比较中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市场经济的输家是家庭承包实行得最为彻底的四川平原上的农民,而赢家则是“顽固”坚持社会主义,抵制家庭承包的苏南地区的农民。市场竞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实力,而非个体的积极性;小农再怎么有高涨的积极性,也无法抵御残酷的市场竞争。四川的大部分乡村因为将所有的集体时代的积累都分光了,难以得到工业发展的“第一桶金”由此带来小农破产;一些乡镇依靠卖地获得一时风光,但很快地卖完后,就陷入了困境;四川有足够多足够大的富豪,但并没有带来大部分人的富裕。相反,苏南地区的私有化程度不彻底,集体仍然有足够的积累来进入市场竞争,而且就如人民公社时期一样,基层政权介入企业的运作,为其发展保驾护航。市场竞争的成功一方面使得农民成为市场的赢家,另一方面也使基层政权有足够的政治运作空间,从而使得四川平原上的政府“白条”、农民群体事件在苏南不易出现。
潘维说得很实在:家庭承包从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中国农民重回小农时代,脆弱的小农得独自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小农的破产也不可避免,由此必然带来社会问题;但是,乡镇企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激化,乡镇企业的成功不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反叛,恰恰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
第二拳:主流学者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陷入了“困境”,并且开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药方“产权明晰化”——私有化。潘维却指出,判断乡镇企业陷入困境本身就存在问题,实际上,比起那些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效益要好得多。而且,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凭什么不允许一些乡镇企业有困境?在部分乡镇企业垮台的同时有更多的与之竞争的乡镇企业发展,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现象吗?乡镇企业在一夜间突然消失,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这些主流学者为了论证其理念的正确性而实施的一刀切的“转制”政策的结果。
乡镇企业曾经被认为是农村改革的意外收获,也是最大收获,以致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潘维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乡镇企业的消失不是市场竞争状况下的自然死亡,而是在意识形态干预下的他杀而亡。
第三拳:主流学者认为,基层政权是农村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麻烦制造者,因而必须弱化基层政权,最好是把乡镇政府给撤了。潘维却在论证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论证说,正是因为有基层政权的推动,使得乡镇企业有了发展;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同时为基层政权的政治运作提供空间,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九十年代的农村问题,根本上说不是乡镇政权“恶”的结果,而是在中央政府加上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造成的: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权完成税收任务,另一方面,市场使小农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些任务,基层政权实际上是处于双面夹击的境地。何况,基层政权还担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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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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