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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理论创新问题


□ 吴晓东

  “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源自于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这一理论涉及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如何起源和创制的大问题。讨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散布过程中可能引发的问题意识,对我们探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创新问题或许能够提供一定的参照视野。
  
  一、现代中国理论的自主性与自足性是否存在?
  
  “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最重要资源是安德森从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中获得的丰富材料,尤其是他对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东帝汶、菲律宾等国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所以,安德森在书中提供了他人或许无法替代的亚洲以及非洲和美洲的一些弱小国家民族独立的历史视野。但是,安德森的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尚不在这种视野的独特性,而在于他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起源问题放在西方的殖民主义背景中进行考察。他的基本结论是:在这些殖民地的民族国家创制过程中,民族主义并非起源于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恰恰相反,民族主义滋生于当地殖民政府的行政规划以及文化教育。譬如,安德森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论证了正是殖民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当地土著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时也正是殖民地政府主动通过“人口调查”、地图绘制和博物馆的建立等方式来想象和建构自己的领土,并最终催生了民族国家的空间版图。换句话说,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其实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西方全球化的结果。这意味着,在殖民地民族国家创制过程中出现的几乎所有“本土问题”也是殖民地宗主国的问题。
  中国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彻底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解释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的创生问题上,其适用性和有效性就相对有限。中国学者需要建构能够解释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创生的理论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却同样与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性与全球化密不可分。因此,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出现的所有‘中国问题’必然也是西方问题,所有的中国理论都必定是西方理论。”这一判断虽然有些极端,但在逻辑的和历史的双重层面上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它启示我们,在寻求所谓中国自己的本土化理论创新的时候,需要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理论如何摆脱西方的逻辑陷阱。因为,至少在进入现代之后,中国问题就与西方或者说世界问题紧紧纠缠到了一起。比如“传统”这一问题,其实,实体化的传统并不存在;所谓“传统”,正是被现代性呼唤出来的东西。没有现代性,也就没有传统。安德森的研究证明,传统甚至是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而被发明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种构建过程。譬如,安德森论证了“创始者”对于“民族的传记”的重要:“因为没有创始者(Originator),民族的传记就不能用《福音书》的方式,经由一长串的生殖与父子相承之链,‘顺时间之流而下’地写作。唯一的替代方案是以‘溯时间之流而上’的方式来为民族立传——上溯到北京人、爪哇猿人、亚瑟王,上溯到断断续续的考古学之灯所照射到的任何地方。然而,以一种对传统家谱的曼妙逆转,这个立传方式的特征是始于一个起源的现在(originary present)的那些死亡。”安德森继而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恰恰是一个“起源的现在”决定了对民族传记以及传统的追溯,而在这个追溯的过程中,“传统”有时就表现为一种建构性或者发明性,换句话说,传统是为了“起源的现在”,为了当下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东西。东亚的韩国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尤其在最近十多年,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韩国在不断重新发明传统,甚至会把本属于他国文化的遗产追溯为自己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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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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