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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是创作思维的开拓


□ 王晓鹰

“写意”是创作思维的开拓
王晓鹰

黄佐临先生无论是对于中国戏剧还是对于我个人,影响都是非常深刻久远的。他在1962年提出的“写意戏剧观”,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可能更多的不在理论上而是在戏剧实践上的,这是一种大师才有的高瞻远瞩的开拓性思维。黄老在那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能够用那样的开拓性思维来看待中国戏剧的舞台创作,这本身就了不起,给人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只可惜在当时社会那种意识形态的环境下,“写意戏剧观”没能得到足够的理论重视和充分的实践印证。
我开始在戏剧学院学习导演的时候,写实主义戏剧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是处在绝对正统地位的。所以当我初次接触到“写意戏剧观”这个概念时非常的兴奋,觉得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但在进一步探讨它争论它的时候,很快就知道其实早在二十年前,黄佐临先生就已经有了“写意戏剧”这个想法。这让我非常惊诧!一位高瞻远瞩的戏剧家往往能跨越时代地提出他对戏剧的看法,他的影响会在时代中慢慢地体现出来。后来我们在排练《培尔·金特》的过程中,徐晓钟老师带领我们把“写实”、“写意”、“间离效果”、“关建立生活幻觉”、“破除生活幻觉”等有关概念作了很细致的分析,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导演思维框架,这种导演思维框架至今还在我的导演创作中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
作为伴随着中国新时期、新时代、新世纪的当代历史进程一起成长的戏剧导演,我当然会受到黄佐临老师的影响,而且我常常会想,黄老对我个人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这么多年来,我的导演创作实践、导演艺术追求可以说就是一个对“写意戏剧观”的学习、研究、实践、领悟的过程,我后来跟徐晓钟老师读博士研究生时写的博士论文就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这也让我对戏剧“写意性”的认识往前大大地跨了一步。今年我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重排了李龙云的《荒原与人》,二是出版了我的新书《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这两件事可以说从导演创作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同时体现了我对黄老的“戏剧从根本上说是写意的”这个深刻论断的进一步的领悟。我刚才说现在很少有人提黄老的“写意戏剧观”了,但我自己常常会想到黄老,我非常明确地意识到黄老对我个人的深刻影响。
我今天在这里也不是以学术研讨的方式而是以个人感慨的方式来发言的,或者说是要表达我个人对黄老的感恩之情的。
其实我跟黄老的直接接触很少,我一直觉得黄老是一个需要仰视的艺术巨人。我第一次见到黄老是在1986年,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来上海演出,期间上海戏剧界和我们共同开了一个“南北对话”研讨会,黄老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其中说到“说戏剧创新的人在上海,干戏剧创新的人在北京”,不动声色的幽默引起与会者的哄堂大笑和强烈共鸣,我当时立刻就被黄老睿智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又过了几年后,我有幸被黄老请到家里做客,他在淡淡的聊天中亲切随和地关心我的情感生活,在那一刻我又忽然觉得他不是需要仰视的艺术大师而是我的一个非常可亲的长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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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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