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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空间与全球转型


□ 卡斯特斯等

  曼努埃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但是,其实际活动范围非常宽广,多年来和社会运动紧密联系,既是社会运动的研究者,也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他曾经在祖国西班牙参与社会运动,一九六八年又在法国巴黎参加进步运动。每一次参加社会运动之后,紧接着都是流亡,因此他流亡到很多地方,有着非常丰富的经历。二○○四年十一月,卡斯特斯教授来到《读书》编辑部,与部分学者进行了座谈。
  卡斯特斯(以下简称“卡”):也许应该强调的是,我在过去二十年所做的研究,不仅联系于目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也联系于整个的社会转型,联系于世界的进程。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深刻的转型,但是,世界也同样在经历转型。由于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性,所以,这两个转型是相互交叉的。世界的转型以及中国的转型,都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经济等等的发展,而且主要取决于人们怎么去做,这包括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政府,人类的行为将决定这些变化。所以,我在分析当中,一直试图理解技术的、经济的、结构的力量,与政治的、文化的、社会运动的力量等等之间的交互作用,理解这些交互作用怎样构成了我们的世界。
  在这个结构性的转换当中,看来有一些关键的要素。首先当然是所谓信息技术革命。这一技术革命既集中在电子信息交流技术,也集中在生物基因技术,而两项革命是交互作用的。前者涉及到传播和信息方式的彻底改变,而人类的活动正是建立在交流和信息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改变传播和处理信息的方式,一切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同样的,通过基因技术,我们有能力记录生命的数据并加以解码,因此人类第一次可以对生命繁衍的条件加以控制。所以,这两项技术革命不仅意味着技术的进步,而是作为最主要的要素,决定着人类社会发生结构性转换的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决定论”,技术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一个因素。技术从来都是文化性的建构,例如互联网就是建立在一种文化之上,或者说它自身蕴涵的文化——自由以及交流的自由。但是,这并不是说互联网就确保了交流的自由。它促进交流的自由,但也可以被控制、被用于其他目的。总之,技术是很重要的因素,目前发生的诸多社会进程,包括经济的变化、我们社会的发展,不借助技术的转变就不可能进行。
  第二个主要的结构性转换仍然与技术相关,但远不止于此,因为事实是,在今天的世界上,知识、信息、技术以及传播的能力恰恰是经济活动、文化事件、政治权力(包括军事权力)的来源。对于知识、信息、技术、传播统统加以操纵的能力,可以让一些国家、地区、社会机构和某些人有可能获得建立在他们利益之上的权力关系。权力并没有因为这一神奇的技术革命而消失,而是转化了形式,也就是说,与知识、技术的关系成了行动与权力的资源。
  社会结构性转换的第三个部分涉及到“呈现转换的形式过程”,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全球化恰恰是这一社会全面转换所采用的形式,这一过程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化,因为国际化很早就已经发生了。它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系统中,在各个水平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系统都作为一个整体而运作。这一作为整体运作的能力是技术性的,因为我们目前拥有了电子信息技术等等,这些技术在二十年前尚不具备。同时,它也是组织的能力,因为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是网络工作的形式,在一切地点为一切人存在。它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和法律体系都要发生转型,以便制造一些特定的渠道,方便人们从任一地点到另一地点的活动,如自由贸易、金融市场自由化、旅行等等,不过,这一变动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并不是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也并不是任意一件商品都可以到随便什么地方去进行买卖。由此,形成了一种局部性的、特选性的全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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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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