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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重行行”一解


□ 邱泽奇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离别”是古诗十九首第一首的头一句,描绘的是丈夫远行、妻子送别,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不得已而忍痛与丈夫分手的凝重情景。有意思的是,费孝通老人却用了“行行重行行”五字来作为他近十年关于乡镇发展学术论文集的书名(《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宁夏人民版)。乍看,着实费解,可细细品读完毕,却又翻然而有所悟,且不得不为这五个字的贴切与高远而惊呼。
  费先生是以他英文的《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作为起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书的正式出版是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三年初他在美国访问期间又以英文出版了《云南三村》(EarthboundChina),进而形成了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比较法”,他希望通过各种社区类型的比较研究来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总体的认识,比较的起点是农村。到八十年代初,当他有机会继续他的比较研究之后,从时代发展的需要出发,他的比较研究又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从农村转到了小城镇。费先生以他的家乡江苏省吴江县作为基点,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一方面对家乡作跟踪调查,一方面走出江苏,分两路进发,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比较研究。一路走边区,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再向南进入大西南山区;一路走沿海从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到香港,加上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和西北的陕西、东部的山东、华北的河北、东北三省,为着接近对中国社会总体的认识,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地,这还不包括十七次下吴江、七次去甘肃、多次访广东等,真正是走了一程又一程。我想这可能是“行行重行行”最直接的含义。
  三十年代,费先生曾说过“中国问题是个饥饿问题”,他因此主张中国的社会科学应当走出书斋、参与社会生活,为中国问题的改善而努力。当历史进入八十年代,费先生重又获得了继续早年理想的机会,十年里他始终跟踪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从广大人民的创举中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提出了从“农工相辅”、“小城镇大问题”、“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到“以西支东、以东资西、互利互惠、共同繁荣”、“城乡协调发展”以至“全国一盘棋”等一系列主张;总结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耿车模式”、“多种模式、因地制宜”等各种乡镇发展的路子。其中他反复不断地强调的一个事实就是“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行行重行行所送的不是远行的丈夫,而是“饥饿”这个瘟神。之所以一程又一程地远送,是因为这瘟神在中国大地上侵染的太深太久,唯恐它又折身回头。这大概是“行行重行行”的又一层含义,只是与古诗的意境截然不同,因为在费先生的行行重行行之中所体验的是舒畅与欣喜,而不是离愁。
  许多读过费先生著作和文章的人都有一种共鸣,他的文章常常使用最通俗的语言(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人们都说的“大白话”)、讲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但他从中所发掘的却是一般人难以觉察或常常忽略的“家常见识”。正是这些“家常见识”对中国乡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难怪许多的农民企业家都说,乡镇企业每前进一步都从费先生的文章中受到启发、得到鼓舞。事实上,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所表现的学术功底与文字修养是很少有人能模仿的真切的;同时它也造成了这样的事实:费先生的文章只能由他自己动笔。作为费先生的学生,我有一些机会比一般的读者早一些时候读到他的文章,每多一次这样的机会都会多一分感触,因为每次读到的他的手稿上总少不了圈点增删,一行重一行,有的甚至是几易其稿。这其中既有他反复斟酌的结果,也有他博采众长(特别是从人民创造那里)的结晶。每一行精彩文字的背后、每一段“大白话”的行间都蕴藏了费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在这种意义上,又何尝不可以把“行行重行行”念成“HángHángChóngHángHáng”或“HángHángZhòngHángHáng”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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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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