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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女权和身体


□ 袁筱一

  先前因为没有及时想通理论的自娱自乐性,觉得一味沉沦在语言设置的游戏陷阱里很危险,于是有一次为时不短的出走。待到回来,没想到翻译理论的话语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彻底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与“后殖民时期”。那种陌生感和疏离感,虽然不至于到“恍如隔世”的程度,却已足够茫然一阵子的了。
  我对学生阐述过理论话语的转变给自己带来的困惑,但是我解释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对诸如差异、抵抗、碎片、暴力、爱欲、异化、殖民的词语如此敏感,或者说难以接受。而抵抗之类的话,十年前自己未必没有说过。翻译中的爱、相遇、不甘和疼痛,不是自己曾经心心念念的纠缠吗?陷阱对我的诱惑是:站在这样的态度里,翻译是往对方走过去的过程,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消失的过程,但是每每走过去一点点,疼痛与不适都要提醒自己的存在。抵抗如此才带有牺牲的意味。
  抵抗是可贵的——我当时止于此,和后现代一步之遥,一种崇高化的滞留。未曾跨越的原因或许是比较起摧毁性的、一目了然的结果,我还是宁愿把翻译行为凝固在能让人产生无穷想象的姿态里,固然有被容忍不了崇高化的后现代嘲笑和讽刺的危险。然而理论的发展不会顾及我这类人的感受。更何况斯皮瓦克(Spivak)说“屈服比伦理学更具有爱欲色彩”早在九十年代初期,也就是说,抵抗早就不再高贵,早就变成了具有调情性质的半推半就。我执著坠入的陷阱从理论的层面而言,应该不具任何“学术前沿”价值。
  当然,再困惑,再不能接受,毕竟也不能抱着本雅明(Water Benjamen)的“语言触及意义就好比风触及风琴”,抱着拉尔博(Valery Larbaud)的“记忆的永恒可以补偿生命的短暂”沉迷一辈子,而况记忆的永恒真的能够补偿生命的短暂吗?事实上,翻译的最大问题,正在于它不能够像其他的阅读行为一样,兀自停留在所谓“风触及风琴”的曼妙中,停留在我们观赏这个世界时能够为之满足的那片模糊然而完整的印象中。对于所有翻译的具体结果而言,它逃脱不了解释和澄清的命运。
  改变,在理论的征途上,也许要从反思开始。
  
  为此,我在困惑中开始严厉清理自己在理论上的“小资倾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坐在星巴克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写卿卿我我的小说。兰波的那句口号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适用——必须绝对现代。
  翻译理论中绝对现代的第一步应该从摒弃“爱”这个字眼开始。摒弃关于爱恨的幻觉。没有等待、希望和绝望所涂抹的关于爱的世界,没有臆想中两人相向而行、相遇、凝视、缠绵或者心碎、泪眼蒙的场面。
  译者从来都很寂寞,在原作的沉默和目的语的反抗所构成的、热闹透顶的环境里,他的目光无论投向何处,都是单向的。但如果他要渲染他的寂寞,号称他的寂寞是因为爱,那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姿态。他的目的(或者说,若干年前我的目的)在于借助爱来完成对于责任的推卸,以悖论的名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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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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