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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张闻天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


□ 韩振国

  摘要:1931年张闻天回国,盲目的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一系列损失。进入中央苏区工作以后,张闻天通过自己的实践逐渐地意识到了“左”倾路线的危害,这时期他的政治指导思想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并开始积极抵制某些“左”倾错误。此外,毛泽东等人的帮助、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也加速了张闻天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终于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中分离出来,积极地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这是他政治指导思想变化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关键词:张闻天;“左”倾;遵义会议
  
  一、张闻天政治指导思想转变的表现
  
  (一)张闻天逐步突破“左”的樊篱
  尽管张闻天是推行“左”倾路线的重要成员,但他与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者不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并不彻底,在回国工作以后,他对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现象就逐步的有了认识。
  1932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在“目前形势”的报告中将“左”倾的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张闻天对中共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会后张闻天写了两篇反对“左”倾错误的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从文艺这个局部出发,从过去否定中间派别到开始承认中间派别的力量及其作用,提出“坚决的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1](P.12-13)《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文章中对反右倾观点表示了怀疑和不满,深刻批评了临时中央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并用“党八股”一语来概括,这是中共党内首次提出“党八股”一语。[1](P.16)这些都说明,尽管这时期张闻天对“左”的批评还是局部的不彻底的,但是他对“左”倾路线已经产生怀疑和异议。
  随着张闻天对“左”倾路线危害认识的不断深入,这在统一战线政策和反围剿战略方针政策上逐渐和“左”倾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产生了矛盾。博、洛之间的分歧首先产生于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1933年1月份,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联合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的作战协定。张闻天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仅是针对下层士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而博古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2](P.61)对此,张闻天和博古展开了争论,而博古最终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没有与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产生在“福建事变”的前后。在1933年六七月份,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和红军商谈停战反蒋事宜。张闻天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正是对“抗日三条件”的实践,如果谈判成功不仅仅可以扩大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对粉碎第五次围剿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博古在十九路军联合部分反蒋人士发动“福建事变”后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方针。张闻天在《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中严肃批评了以博古为代表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广昌战役前后,“博洛矛盾”更加地激烈,由暗的意见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广昌战役前,张闻天反对组织广昌战役,主张保存实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而博古、李德主张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使红军主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还把张闻天说成是“右”倾,张闻天据理力争,两人在会议上争的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议以后,张闻天便受到了排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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