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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特与我们的关系


□ 赵耀民


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收到“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戏剧效果,符合各种真正的奖项的真正的游戏规则,在我看来是完美的。借此新闻由头,我想应当关心的似乎不是诺贝尔奖与我们的关系,而是品特的剧作与我们的关系。
品特的剧作与我们有关系吗?答案是“品特式”(pinteresque)的:有,也没有。说有,是因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品特的个别剧本(我所读到的只有《房间》、《送菜升降机》又译《蠢侍者》、《生日晚会》、《情人》、《地下室》五种),和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创作观念被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译介过来,散见于屈指可数的作品合集和发行量极小的专业刊物上;倒是舞台上的演出影响更大一些。1990年中央戏剧学院的《送菜升降机》(孟京辉导演),1992年上海青年话剧团《情人》(赵屹鸥导演,李容、吕萍制作),1995和2002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背叛》(谷亦安导演,李胜英制作),200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情人》(徐昂导演)。仅就影响而言,赵屹鸥版的《情人》最火,大江南北地巡演,一直演到新加坡,连演两百余场。
说没有,是因为品特从来没有被完整地、独立地介绍进中国,他是被肢解后打包在一个装着各种作家作品的文化集装箱里夹带过来的,那箱子上贴着一张含混的、不太中听的标签——“荒诞派”。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对“荒诞派”以外的品特几乎一无所知,他与我们没有关系;即使就“荒诞”而言,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微弱的。在我读过的中国当代戏剧作品中,只有张献的《屋里的猫头鹰》飘忽着品特的影子。这当然只是我的主观感受,张献未必同意。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某些演出,更是谁也说不清那到底是不是品特剧作的原貌,把眼前的观感对照那些语焉不详的学者们的译介,再自己绞尽脑汁牵强附会一番,却更加如坠云里雾中。对演出制作人来说,是不是原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票房火爆。他们头疼的是如何对付品特的经纪人。1992年《情人》的演出因为动静闹得太大,品特的经纪人在伦敦的“一间房”里,大概从《泰晤士报》上看到消息,立即发函向上海青年话剧团讨稿费。那时,国人大都不清楚“版权”为何物,制作人不知道如何应对。青年话剧团高度重视,按国家一级编剧的稿费标准,因不是首演,扣除首演费人民币800元,演出提成按票房净利润的2%计算,我估计,每场可有二、三十元人民币供哈罗德·品特先生和他的经纪人分成。

品特与我们的关系是似是而非若有似无的,用他早期的剧本来形容,他是“房间”外的一个“陌生故人”,我们感到了“威胁”。那么,随着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他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今后的戏剧观众、文学读者是否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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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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