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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归来: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区域概念(上)


□ 杜赞奇

  过去一百年中,亚洲是如何以一个区域的面貌出现,又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区域的?尽管长久以来即已存在通过对前殖民时期和近代早期海上贸易的研究而强调亚洲内部联系的历史学,而且,这种历史学正方兴未艾,但一般而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亚洲内部的联动持续发展的阶段。因此,目前出现的对亚洲内部联系的兴趣的增加,并没有抓住能形构出当下状况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甚至也无法对当下的危险和可能性做出评估。
  在切入正题前我想先问,一个区域是如何出现、在哪里出现以及为何要出现的?我将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研究者们在区域和区域化之间做出了一个有用的区分,把那些相对非计划性的、在相对自然的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其内部互相作用和互相依赖的地区称为“区域”(region),而将更加主动的,一般是在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地区创设的政治过程称为“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要理解亚洲区域这个概念的历史,就要明了上述两个概念的区分,并把握两者复杂的互动关系,不仅如此,我还相信,在区域和区域主义兴衰成败及它们何以采用此种形制(很少有人会认为,亚洲区域这个概念仅是亚洲在地图上的呈现)的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毕竟,“亚洲”仅仅是古代对希腊人居住区以东地区的命名。我假设,区域的形成和区域化都遵循着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或霸权地位的空间生产的模式。就二十世纪而言,大规模的社会空间生产的范例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下的地区性的民族国家,值得强调的是,在我们的论述框架下,那些在全球资本累积的背景下追求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也应包含其中。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经典研究中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其所需要的空间时是一个多么强大的体系(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2)。这些空间由一些关系构成,这些关系可经由财产权而被抽象化、标准化,被交换并获得确认。在资本主义的空间中,诸如土地和水之类生产的物质要素成为商品。民族空间通常都延续这种空间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民族国家不仅通过保护财产权确保其权威地位,而且还试图将其人民均质化为公民——方法莫过于将公民的忠诚通过民族国家的架构建立在民族共同体之上,而非建立在他们各自真实所属的共同体或生活世界中——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均质化倾向当然又在嵌套的构造中被再生产,同一层级的认同感在拥有统治权的民族国家中经由团体、行政区、语言群等得以表达。在空间的民族模式下,文化和政治权威被努力地协调一致。当然这也会制造出民族空间和资本主义空间之间的紧张,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会限制资本主义内在的去疆域化使命的达成。
  
  帝国地区主义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区域性结构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帝国主义来调节的。在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亚洲都笼罩在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控制之下,在这期间,亚洲海上贸易的一些历史网络相应改变并扩大了自己的运作规模和范围。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开始被民族主义所支配,为了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展开有效的竞争,就意味着要去抢夺资源、市场并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需求。这就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其试图纳入到自己帝国版图中的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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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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