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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归来: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区域概念(上)


□ 杜赞奇

  过去一百年中,亚洲是如何以一个区域的面貌出现,又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区域的?尽管长久以来即已存在通过对前殖民时期和近代早期海上贸易的研究而强调亚洲内部联系的历史学,而且,这种历史学正方兴未艾,但一般而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亚洲内部的联动持续发展的阶段。因此,目前出现的对亚洲内部联系的兴趣的增加,并没有抓住能形构出当下状况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甚至也无法对当下的危险和可能性做出评估。
  在切入正题前我想先问,一个区域是如何出现、在哪里出现以及为何要出现的?我将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研究者们在区域和区域化之间做出了一个有用的区分,把那些相对非计划性的、在相对自然的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其内部互相作用和互相依赖的地区称为“区域”(region),而将更加主动的,一般是在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地区创设的政治过程称为“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要理解亚洲区域这个概念的历史,就要明了上述两个概念的区分,并把握两者复杂的互动关系,不仅如此,我还相信,在区域和区域主义兴衰成败及它们何以采用此种形制(很少有人会认为,亚洲区域这个概念仅是亚洲在地图上的呈现)的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毕竟,“亚洲”仅仅是古代对希腊人居住区以东地区的命名。我假设,区域的形成和区域化都遵循着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或霸权地位的空间生产的模式。就二十世纪而言,大规模的社会空间生产的范例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下的地区性的民族国家,值得强调的是,在我们的论述框架下,那些在全球资本累积的背景下追求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也应包含其中。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经典研究中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其所需要的空间时是一个多么强大的体系(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2)。这些空间由一些关系构成,这些关系可经由财产权而被抽象化、标准化,被交换并获得确认。在资本主义的空间中,诸如土地和水之类生产的物质要素成为商品。民族空间通常都延续这种空间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民族国家不仅通过保护财产权确保其权威地位,而且还试图将其人民均质化为公民——方法莫过于将公民的忠诚通过民族国家的架构建立在民族共同体之上,而非建立在他们各自真实所属的共同体或生活世界中——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均质化倾向当然又在嵌套的构造中被再生产,同一层级的认同感在拥有统治权的民族国家中经由团体、行政区、语言群等得以表达。在空间的民族模式下,文化和政治权威被努力地协调一致。当然这也会制造出民族空间和资本主义空间之间的紧张,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会限制资本主义内在的去疆域化使命的达成。
  
  帝国地区主义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区域性结构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帝国主义来调节的。在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亚洲都笼罩在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控制之下,在这期间,亚洲海上贸易的一些历史网络相应改变并扩大了自己的运作规模和范围。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开始被民族主义所支配,为了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展开有效的竞争,就意味着要去抢夺资源、市场并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需求。这就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其试图纳入到自己帝国版图中的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
  首先来看十九世纪,殖民帝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英帝国,在亚洲建立起了重要的区域性依赖关系。它不仅强化了一些旧有的关系,还在众多城市(及相关的内陆贸易区)——如亚丁、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之间建立了新的关联,它们都是亚洲贸易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殖民期间亚洲贸易的研究都脱离了关于前殖民时期亚洲和印度洋海事贸易的丰富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最终得出的是一个片面的图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十九世纪殖民者在金融、技术、政治军事方面的霸权即使不能说已经消除了这些网络,至少也控制了它。这看起来就像是布克及其他学者所论述的双重经济模式背后的假设。近来关于印度洋——沿着波斯湾地区和阿拉伯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研究就显示出了这幅图景有多少谬误。
  至少从十三世纪开始,从红海到南中国海的海事区域就反映出贸易路径的内在联系。从十五世纪开始,具有世界性的港口城市马六甲将这些路线连接在一起,季候风把印度、波斯、阿拉伯的商人带到那里,他们期待着返航前由反向季候风带来中华帝国和东方地区的贸易。由中国、印度、犹太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网络连同他们复杂的信贷转换系统和贸易技巧使得批发成为可能,并更进一步将贸易扩展到从桑吉巴到中国的印度洋沿海。
  根据瑞(Rajat K.Ray)的研究,十九世纪以来的亚洲网络无疑受制于殖民贸易和殖民势力,中国、印度和(巴格达的)犹太人群体的旧有网络拥有长程的信用体系,其金融工具可以在几个国家通用,正是这个原有的网络在某些领域内改变并扩大了他们的经营。商业实践使其能够在欧洲世界的银行、公司与亚洲的零售业主、零售市场之间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如果没有亚洲流动的商人们提供的金融和市场服务,欧洲资本未必能够渗透进来。在二十世纪,这些网络不仅延伸到了更低纬度的非洲和东南亚,而且他们以现代亚洲商业和工业阶级的身份示人,将这三层的殖民经济融入民族和后民族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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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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