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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结局


□ 张晓唯

  天津南开学校已走过百年历程,从最初的严(修)氏家塾寥寥数名学童,发展到抗战前大、中、小学齐备、学子三千的南开系列学校,以私立办学而取得如此骄人成绩,在中国被赞为“兴学奇迹”并不为过。这期间,校长张伯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近出版的梁吉生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集中追述和解读了张伯苓的办学经历及教育理念,为人们破解“南开之谜”提供了成熟的文本和可靠路径。
  从一定意义来讲,南开的成功也就是张伯苓个人的成功,他七十五年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里为南开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不过,在他最后的五年,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使这位“教育实行家”添加了某些复杂成分,以致由喜而悲,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最终在南开校园视之如“瘟疫”,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的黯然心绪下抑郁辞世。张伯苓如此无奈的结局,乍一看来似属个人悲剧: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审时度势的功夫欠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矣;然而,倘深入探究,悲剧也许就不只属于张伯苓个人……
  一九四六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十五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三千人。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巅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看来,“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
  张伯苓早年矢志办学,为筹款“化缘”,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关系,但在北洋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以他的学生们的观察:“先生眼光远大,知道一下海就身败名裂,自身不保,南开学校亦随之瓦解。”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伯苓刻意回避政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一九三○年张伯苓南下拜访蒋介石。此前,蒋派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后任教育部常务次长)考察平津地区高等教育情况,据钱回忆:“在天津,我看了南开大学,和张伯苓详谈。他对蒋称颂备至,说中国富强要靠蒋。南开大学办得比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后,写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告。我还对蒋说,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比较困难,蒋立即打电报给张学良,叫张学良每月补助南开大学几万元。张学良照办了,张伯苓颇为感激。”(《钱昌照回忆录》,2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张伯苓的南下谒见蒋介石,有着上述具体背景。
  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较早关注东三省命运的张伯苓更是感触颇深,进而把挽救民族危难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鉴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张伯苓于一九三六年在重庆购地筹建南渝中学(后称重庆南开中学),蒋介石率先捐助大额开办费用,使该校顺利建成并开学,嗣后成为陪都时期的教育重镇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下决心抗战,张伯苓应邀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会上张力排“低调言论”,主张抗战到底。未几,天津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张伯苓的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其内心之愤怒和痛惜不难想见。蒋介石随即接见张伯苓和北大、清华等校的校长,明确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本来对蒋氏即怀有感激之情的张伯苓,经此番遭难,更增强了政治上对蒋的亲和力。第二年,他在蒋的邀约下加入了国民党,其后又出任战时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主席团主席等职,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来学校规模不大、学科远未健全而声誉良好的南开大学由政府当局决策,与北大、清华合组国立性质的联合大学,先长沙后昆明,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高等教育的翘楚。
  这样,抗战胜利后“凯旋”回津的张伯苓,其身份较之八年前就有了明显不同,他不再只是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而是在此底色上叠加了某种政治色彩。这段时期天津新闻媒体在报道地方头面人物的活动时常常有这样的排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市长杜建时……”恐怕这并非只是因为杜乃南开毕业,与张有师生关系所致,而是凸显了此时张伯苓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也正是得益于此,处在复校阶段的南开大学就显得比较有利甚至优越。张伯苓早期艰难办学,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政治与教育相互关系的密不可分,像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人士钟情于“教育独立”理念的言动,在张看来是不现实的。他鼓励当年南开毕业后赴美国取得法学博士的学生归国到南京政府监察院从政,而辞去国内大学的聘约,即是出于依靠政治强势扶助教育(学校)的现实考虑。他之所以不惜在政治上“跑跑龙套”,未始不是出自同样想法。当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南开同人和校友表示,要摆脱政治,专心教育,但事实上已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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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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