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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结局


□ 张晓唯

  天津南开学校已走过百年历程,从最初的严(修)氏家塾寥寥数名学童,发展到抗战前大、中、小学齐备、学子三千的南开系列学校,以私立办学而取得如此骄人成绩,在中国被赞为“兴学奇迹”并不为过。这期间,校长张伯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近出版的梁吉生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集中追述和解读了张伯苓的办学经历及教育理念,为人们破解“南开之谜”提供了成熟的文本和可靠路径。
  从一定意义来讲,南开的成功也就是张伯苓个人的成功,他七十五年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里为南开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不过,在他最后的五年,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使这位“教育实行家”添加了某些复杂成分,以致由喜而悲,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最终在南开校园视之如“瘟疫”,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的黯然心绪下抑郁辞世。张伯苓如此无奈的结局,乍一看来似属个人悲剧: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审时度势的功夫欠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矣;然而,倘深入探究,悲剧也许就不只属于张伯苓个人……
  一九四六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十五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三千人。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巅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看来,“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
  张伯苓早年矢志办学,为筹款“化缘”,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关系,但在北洋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以他的学生们的观察:“先生眼光远大,知道一下海就身败名裂,自身不保,南开学校亦随之瓦解。”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伯苓刻意回避政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一九三○年张伯苓南下拜访蒋介石。此前,蒋派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后任教育部常务次长)考察平津地区高等教育情况,据钱回忆:“在天津,我看了南开大学,和张伯苓详谈。他对蒋称颂备至,说中国富强要靠蒋。南开大学办得比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后,写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告。我还对蒋说,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比较困难,蒋立即打电报给张学良,叫张学良每月补助南开大学几万元。张学良照办了,张伯苓颇为感激。”(《钱昌照回忆录》,2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张伯苓的南下谒见蒋介石,有着上述具体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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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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