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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 变( 1830-1932)


□ 王立新

王立新

  摘 要: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企图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中国本土的信仰、伦理和价值观,即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和一战的影响下,主流的传教团体开始倡导文化合作,提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携手“共同追求真理”,以及借鉴中国文化遗产以补充和丰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思想,对中国文化表现出高度的尊重与欣赏。这种思想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

  关键词:传教士 文化征服跨宗教关系

  费正清1974年提出,美国对华传教运动史的研究包含三个重点:“美国传教运动的发展和向外扩张;这种传教活动对中国人民与社会的影响;传教运动影响的回流对传教士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和普通美国民众的影响。”学术界已有研究大体上没有超出这三方面,即传教运动被纳入中美各自国家和双边关系的历史中进行考察。不过,当我们出于当代人的现实关怀,从跨国史的视角来审视传教运动的时候,则会发现,传教史上“有意义的问题”并不限于费正清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处理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实现文明间的和谐共处,是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而近代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教运动,实际上是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间的一次大规模遭遇,构成早期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从这一角度来考察美国在华传教史,可以发现传教史所具有的新意义。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从1830年开始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华宣教运动中,美国传教士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处理跨宗教、跨文化关系的,其经验为后人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由于美国天主教会直至一战后才派少量传教士来华宣教,其影响小得多,本文的考察对象以美国新教传教士为主,兼及个别英国传教士。

  一、“为基督征服中国”

  传教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面临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信仰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相信,中国处于罪恶的异教文化影响之下,为让中国人改信基督,必须瓦解中国固有的信仰;同时,为营造有利于“福音”传播的环境,必须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宣教事业的目标是用基督教战胜并最终取代中国本土的信仰、伦理和价值观,即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77年说:“我们来华不是为了开发资源,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也不仅仅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摆脱罪恶,为基督征服中国。”“黑暗势力”,指的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和风俗习惯。他的话典型地反映了传教士的传教目标。

  1834年,一些寓华传教士和西方商人在广州组织了一个以向中国介绍西学知识为宗旨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中文名为“益智书会”)。该会《通报》这样说道:

  我们现在要试一试,在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后,她是否会在智力的炮弹面前让步,给知识以胜利的橄榄枝。我们路程的终点是遥远的,壁垒是森严的,路途是崎岖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我们的进展可能是缓慢的。但是,我们已经为可能出现的意外做好准备,也知道这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欢呼这项事业的开始,并欣然参

  与这场战争。我们确信胜利者和被征服者将聚在一起欢呼和雀跃。所谓“在智力的炮弹面前让步”,实际就是让中国屈服于西方文明。《通报》大量使用“战争”、“征服”和“胜利”等词汇,表明传教士把宣教事业看作一场争夺思想和心灵的斗争。正如1932年出版的美国平信徒调查团报告③所言,“宣教事业最初的目标是用基督教征服世界,这是一种含有征伐意味的世界性慈善事业”。事实上,传教士确把传教事业视为“文明”对“野蛮”、“福音”对“异教”的征战,而他们正是这场征战中的“士兵”,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Hampden C.Du Bose)所说,“传教使团中的普通士兵必须冲人敌人阵营,挥舞圣灵之剑”驱散邪恶;而“街头教堂是传教士的堡垒,教士们在那里把灼热的枪弹和炮弹射入敌人阵营”。

  文化征服过程就是基督教战胜中国本土宗教,成为唯一信仰的过程,为此要瓦解中国人固有的信仰和文化象征,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进行彻底的改造。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 Charles Gutzlaff)声称,“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基督将成为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长期在福建传教的美以美会传教士武林吉(Franklin Ohlinger),1890年在传教士大会上说:“几乎在登上亚洲海岸那一刻,传教士们就感到迫切需要改变或废除那些妨碍和折磨这些异教国家人民并使之变得低劣的风俗习惯。”就中国而言,由于儒学在中国具有统治地位,对中国的文化征服主要是瓦解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为达到此目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在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提出,教会“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以便“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除儒家思想,取代旧式士大夫所占据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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