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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通”与“专”之间——关于现代文学的若干思考


□ 郑 春

内容提要 强烈的开创意识和较为广博的知识积累,使一批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在诸多领域奋力开拓并颇有收获,但由此带来的“通”与“专”之间的徘徊和矛盾,在许多方面造成种种弊端,比如在思想资源的引进、吸收和消化以及运用思想资源指导具体实践等方面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局限,尤其是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一代学人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成就,并给现代文学留下了诸多遗憾。如何认识自己和自我定位,这是现代作家群体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考之一。
关键词 现代作家 留学背景 通才与专才 局限

一、 不满与悲哀

毕生致力于学术事业、并以“战士死在战场,学者死在讲座”为座右铭的一代大师梁启超,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最大的不满竟是“学无所成”。其《双涛园读书》诗云:“我生大不幸,弱冠窃时名。诸学涉其樊,致竟无一成。”其实不止梁启超一人有这种感觉,捧读现代文学史,我们惊奇地发现,许多具有留学及海外居留背景的作家或学人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曾有过类似的感叹。有人说过,如果把“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从知识结构上划分一下的话,第一代可谓“通才”(如鲁迅、胡适等),第二代才是“专才”(如巴金、冯至等)。我们不太同意这个结论,统观整个现代文学史,总的说来大部分作家还是在“通才”与“专才”之间游移徘徊,而且诸多作家由于留学因素的影响,其良好的自我感觉、强烈的开创意识以及广博的知识积累使他们在自我定位上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向“通才”方向侧重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成就和局限,他们的辉煌和遗憾往往都围绕于此。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胡适似乎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一直不断地在提醒、鞭策自己,甚至是用极严厉的言词批评自己。在美国留学之初,他就曾痛切地自省:“余近来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 一年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得更为清晰和坚定:“吾鹜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 甚至直到晚年,他仍以“自嘲”的口气评价自己:“我到了六十二岁,还不知道我专门学的什么。起初学农;以后弄弄文学,弄弄哲学,弄弄历史;现在搞《水经注》,人家说我改弄地理。”读胡适,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感慨,那就是他似乎事事很明白,却又事事避不开。纵观胡适一生,我们发现胡适的感觉是较为敏锐的,眼光也是较为远大的,许多弊端很早他便有所警觉,然而警觉却不一定能避免,而且对他而言,往往是不能避免,这是胡适的悲哀。在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始终是个引起争议的人物,抛开政治因素不论,就其学问贡献,人们就有十分不同的看法。诚如陈平原所说,在世人眼中,胡适当然是个大学问家;可听某些专门家评说,胡适又似乎没什么学问。在学术领域,他所进入并取得某种成就,甚至颇为自豪的诸如哲学、宗教、方法论以及文学研究等方面,都曾受到金岳霖、梁漱溟、刘文典、殷海光等人颇为严厉的批评乃至于指责。至于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所受到的方方面面的批评和讽刺就更多了。问题在于,倘若是一般人的评论,自然见仁见智,权可听听而已,但以上这些批评者却都是各个专业公认的权威,是得到学界肯定的名家,而且这些评论都不是针对某本书或某个具体观点的零星评判,而是针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严肃的总体判断,这就令人不能不认真对待,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这些专家在各自领域对胡适的评论未必完全准确,尤其未必完全得当。但这些评论加在一起反过来却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胡适即使称不上是那个领域的专家,却完全算得上是在相当深的程度上涉足诸多专业的“通人”。胡适留学美国时,曾经极为赞赏洛威尔说过的一句话:“教育之目的在于使人知一物之物物,与夫物物之一物。” 纵观胡氏一生,我们以为,如果说他“知一物之物物”恐难如意,但“知物物之一物”则无疑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其实,不光胡适一人如此,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学者都程度不同地面临这样的问题。在这些人中,我们很少发现穷毕生精力专治哪一学科的人物,他们那广博的学识、旺盛的精力、广泛的兴趣常常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在文化展现上,他们往往都是文史哲、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多方涉足、四面出击。即使集中于文学领域,也大多是创作、翻译、评论甚至是编辑多管齐下,而且往往各有所得,收获颇丰。这样做自然会让他们名声大振,令人瞩目,但也无疑要使其分散精力,浅尝辄止——起码不能充分深入,于是也带来了种种议论。周作人就曾给胡适写信:“……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回北平来。说闲话不但有危险,并且妨碍你的工作,这与‘在上海’一样地有碍于你的工作——请恕我老实地说。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完成那《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别的考据工作(《水浒传》考那一类)。” 鲁迅曾写信劝过林语堂,自己生前死后也时常面临同样的疑问。倘若不是花费那么多时间去写那些论战式的杂文,花费那么多精力去搞那些难懂的翻译,如果把有限的时间集中到文学创作上,以鲁迅的思想、才华和能力,该会写出如何壮观的作品,该会给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赢得一个如何崇高的地位。在谈到小说创作时,鲁迅曾谆谆告诫青年人:“一个人要有专心,专于一门。有些青年件件要来,行行要搞,诗歌来一下,小说来一下;又做论文,又搞翻译、戏剧、美术、历史、什么都来,好似杂货摊子。而一个人能力有限,结果样样都不成功,若专心搞一门,写小说写十年,做诗做十年,学画学十年,总有成就的。” 1932年,鲁迅编《两地书》时,对最后一信作了很大删改,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这样一段话:“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在接近人生终点的时候,说自己“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除了某种常见的自谦之外,恐怕不无某种苦涩的东西蕴含其中吧。更为突出的例子是郭沫若。郭沫若被誉为是一个“球型人才”,他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又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一本纪念他百年诞辰的书籍中,作者称其“金石、甲骨、诗歌、戏剧、小说、杂文无所不能;医学、古天文学、因明学、考据学,以及音乐、绘画都有很高的素养;他的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亦很精博。在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在知识方面很少有人能与他比肩。因而周扬称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的确,郭沫若的知识面是极为广博的,他留下了数千万字的文化财富,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议论乃至争论。许多说法与我们的论题相距较远,本文不予涉及。仅就其文学创作的数与量而言,似乎也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郭沫若本人对自己的许多作品也是极不满意的,“文革”期间他所说的“诗多好的少”以及“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等话,是那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可不予以重视,但他常说的《女神》之后,他就不再是诗人了,却是极有深意的,他深深地感到那以后自己的许多作品少了一种东西。“文革”之前,他在和一位青年朋友的私下谈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比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混稿费,更没有想到要靠写诗争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好在有几个好朋友,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天,我写的《女神》里面,有不少是和田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上海的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 郭沫若的这番话也许苛刻了些,但透过这些沉痛的话语,我们可以体味到一种真诚的有价值的反思,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众多作品、对自己创作生涯的诸多叹息、无奈甚至是强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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