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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文学》同行三十七年


□ 陈建功

   我和《北京文学》的友情,是在1973年结下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不过那火爆的、“摧枯拉朽”的“革命”已现颓势。或许是当权者感到只讲政治确乎单调?或许是他们更为急需“文艺”的鼓吹以麻痹欺瞒?就在70年代初期,文艺似乎渐渐有些“复苏”了。《北京文学》(当时叫《北京文艺》)的复刊,亦应为这“复苏”园地中的一株颤颤巍巍的小草。其实,说是“复苏”是不准确的,说是“四人帮”在剪灭“十七年文艺黑线”后,要“重新组织作家队伍”、要搞他们的所谓“工农兵文艺”似乎更为贴切。随着上海《朝霞》的创刊,这种“阴谋文艺”的气息是越来越浓了。
   我就是这个时候步入文场的。那时我是京西木城涧煤矿的采掘工人,每天扛着比我那稚嫩的身体还重的风镐,连滚带爬出入于掌子面。有时则在奔驰的矿车间跳上蹦下,用哨音调动车辆。除了劳动的艰辛,我还因藏有农村插队同学的“反动文章”和背诵了《日出》里的一首诗歌,被疑似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有几次还被钦指派去参加所谓的“宽严大会”,心惊肉跳地看着身边窜起几名大汉,揪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当场批斗,当场逮捕,不能不惶惶然不可终日,推想下一个被揪出的,会不会是我?……当然,就在这期间,我也时不时会被召去党支部,有时是严厉的训诫,有时却是出人意料的“美差”。比如让“非党”的我替党支书写一份学习“九大”的辅导报告,让我捉刀替矿上的劳动模范写一首赛诗会的朗诵诗……“文革”后,我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感慨:那时的我,虽然还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却已不能不承担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我们被当权者打压,焚坑之灾、文字之狱,朝朝相袭;一方面我们为当权者使唤,欺世华章、诛心谀文,代代不息。我之走入文场,就是这样一次被“使唤“的结果。我最早被派去参加的,是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其实就是北京出版社的前身)的“创作会”——我们被授意每人一篇小说,歌颂北京“工业口”自“文革”以来方方面面的“伟绩”。虽然也不过是一次“使唤”。然而,今天的自嘲却无法遮掩我当年的得意。向“工农兵”张开了臂膀的文场,无疑撩拨起了我的作家梦,至少,我不必再泡在硝烟弥漫的掌子面,更不必置身心惊肉跳的宽严大会会场。
   我们这个“工业口”的小说撰写班子和“农林口”的报告文学撰写班子同住在花市东兴隆街51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里似乎曾经是北洋政府海军部所在地。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这里成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招待所。当年出没于东兴隆街的人,很有几位后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骁将,比如理由、陈祖芬、郑万隆、张守仁等等,而孟广臣则成为著名的农民作家,陈昌本先是成为北京市广播电视方面的领导人,最后成为文化部的副部长。当时令我们大家颇感到意外的是,同住在东兴隆街的,还有浩然和李学鳌。浩然来这里写他的《金光大道》,李学鳌则写他的长诗《向秀丽》。一个是来自农村的著名小说家,一个是来自工厂的著名诗人,尽管后来有人用“炙手可热”来形容他们在“文革”时期的处境,我却觉得他们朴实、平易、热于助人,当时他们对于那位主宰文艺的“女皇”也不失清醒,私下里还表露过不满。当然,毋庸讳言当时文学观念的封闭与偏狭、肤浅与无知,但大家心存郁闷,怀疑、质疑的声音时有倾泻,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这就是当新时期开始以后,我们中间有那么多人迅速挣脱旧文学的羁绊,成为文学新局面开拓者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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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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