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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金牌与诺贝尔奖


□ 唐 科
去年九月,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新作《中国大趋势》和读者见面了,作者给其中一章起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标题:《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这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兴趣。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在这两个领域内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一方面,竞技体育在三十年中成就巨大,使得奥运金牌不再那么“稀缺”,当中国选手获得金牌时,国人的心态也由亢奋转为平和;可是,另一方面对于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至今无所作为,以至于国人对此的渴望越发强烈。人们自然想弄明白:为什么两个领域同样是伴随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飞跃,同样是获得了国家巨额投入和大力支持,效果却截然不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明白体育竞技与科学研究有何不同的性质。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科学研究是一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竞技体育则是一种在已知框架内的活动。当然,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已知”与“未知”是何种含义。体育比赛的结果当然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但是,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有一个完全已知的前提,即该项目的规则。这一已知之物的存在使得运动员所有的努力都可以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赛跑运动员要竭力跑得比别人快,足球运动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球送入对方大门。他们的日常训练,也可以从这一明确的目标出发,来制订详细的计划。而科学研究则与此极不相同,它更多的时候是在和未知之物打交道。科学研究不可能存在一个如体育竞技规则那样明确的目标,科学家着手研究一个课题的时候,就宛如迷宫中探路一般,出来的成果往往和最初的预想大相径庭。因此,科学研究很难制订过于细化的目标,一位学者曾说:“在研究工作中,你不能计划发现,但你可以计划工作,而工作却或许会导致发现。”
  这种不同导致了优秀的科学家与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具备不同的素质。科学家的天赋体现在对未知领域强烈的兴趣、好奇心和敏锐的把握,他要做的事情往往是别的科研人员从未做过、甚至从未想过的;运动员的天赋则体现在:同样的事情,他能比别的运动员做得更加出色,比如,许多篮球运动员都能扣篮,但乔丹的扣篮则比其他人更加漂亮和有威力。这样,如何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和如何培养优秀的运动员,自然也存在区别,大量的重复性的训练是运动员成材的必由之路,这就使得对运动员的严格、集中的管理往往能让他们尽快提高成绩。而对科学家而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只是一个方面,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的出现,还要依赖于一种宽松的、有利于发挥科学家想象力的氛围,并且能够尽量增加科学家发现的机遇。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在诺贝尔奖和奥运金牌这两个领域有着强烈反差了。显然,我国对这两个领域都实行了以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为主要特征的运作方式,但这种方式对具有已知框架的领域起到了明显效果,而对以探索未知为特征的科学研究来讲,则似乎很难发挥作用,甚至会起相反效果。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消极性在科研领域有深化的趋势。近年来,与国家的科研投入同步增长的,是对科研人员日益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由国家资助的几乎所有科研项目,都有着极为确定的目标,并有对成果和完成期限的明确要求。可是,何为“成果”,“成果”价值如何,这是统一控制无力判定的问题。一项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人类的福祉,只能由社会机制检验。现在,统一的控制承担了它似乎无力承担的任务,它的办法就是把科研明确化和量化,以致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等式:科研成就=论文数量。在这种指挥棒的带动下,科研人员所从事的活动,也失去了科研创新活动所应有的未知性和不可预测性,而是全力集中于发表论文这一极为明确的目标了。论文的发表本来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环节,但现在却成了全部。在这种扭曲的机制下,低水平的“成果”遍地开花。更严重的是,“权力”本身成了判定标准,因为,既然科研本身的价值不易判断,“权力”自然容易乘虚而入,这就造成了一种在中国高校中颇为常见的情况:一个人即使既无精力也无热情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但他只要占据了某个“位子”,也不难发表论文、获得项目,因为行政权力获得了评价科研成就的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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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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