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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读书会”,组织“读书会”


□ 于光远

  抗战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工作过的老同志,都一定记得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这些地方读书会活动是很开展的。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这种组织像雨后春笋那样地发展了起来。这种现象有它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一下子打破了国民党统治区使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很多原先还在埋头读书或者只顾谋生的青年,看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他们迫切要求用对社会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为适应广大青年的这种要求,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和进步的“文化人”,写了不少文章,翻译了、写了不少书,办起了不少刊物,来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同时许多革命组织又通过读书会的形式把青年组织起来读这些书刊。一本书,一本杂志,大家在一起议论,认识就比较深刻了。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出版的这些书刊的作用是不会发挥得那么充分的。那两年的实践表明,“读书会”是集体学习的一个好形式。
  当时,大多数的读书会是由各式各样青年团体组织成立的。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各地方队部、各地的学联、各种职业青年组织等等都进行了这样的活动。参加读书会的人,是自愿的,是自由结合的。读什么,怎么读,也是参加者按照自己的愿望决定的。因此学习的效果比较好。许多同志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在那样的读书会里受到了启蒙的教育,也在那样的读书会结识了许多朋友,以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战斗的友谊。还有些组织,名义上并不叫读书会,实际上也是组织起来读书。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在上海参加艾思奇等同志发起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它的成员大约二十多人,现在记得清楚的还有章汉夫、廖庶谦、孙克定、陈如、李光、钱保功等同志。这个研究会主要活动也是读书。我们就曾选了一本苏联果林斯基写的《自然科学新论》,在法租界震旦中学的教室里一连开过几次会学习。
  在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并没有组织象上海、北平等城市青年们的读书会,但是有好几个单位,采用定期开会读书的办法进行干部学习。我认为也可以把这样的会称之为读书会。我参加过一个陈云同志亲自主持的读书的会。参加这个会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在中组部的一个窑洞里,每星期开一次会。参加会的人除中组部的同志外,也有少数外单位的人。一九四○年我在这个组里读完了一本艾思奇、吴亮平合写的《唯物史观》。每次开会时,先是陈云同志念一段书,然后大家议论,谈得差不多,再念下一段,接着再议论。这个读书会在陈云同志的启发下开得非常生动活泼。在这个组里学习,我觉得很有收获,所以至今很怀念这个读书会。
  差不多同时,我还参加了张闻天同志在中宣部亲自主持的一个读书会。到会读书的外单位的人比陈云同志主持的那个会多。这个会是在延安蓝家坪山下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开的。我在这个读书会里,读过一本米丁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会的开法不是在会上一段一段地念,而是指定下次要读这本书某一章,让大家先看,开会时大家发言。在张闻天同志的启发下,讨论也很生动活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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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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