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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巫文化精灵漫游


□ 岐从文 岐 周



一、巫文化——中华文化艺术重要的基因库

苗族挑花图案艺术,是当今中华民族服饰中,保留远古巫文化艺术符号最丰富的宝库,它所传达的原始文化生态信息,至今还存在于苗族不少支系的服饰文化中。它是值得现代工艺美术和服饰设计者重视的一种奇特现象,是需要深入探讨的一门中华文化艺术大学问。
苗族挑花图案,不是用现代观念为了个人抒情而创作的纯粹个人艺术品;也不像汉族挑花那样,是广泛运用于生活的实用工艺品。苗族服饰挑花图案中的“”形符号,以黔中南的贵阳市为中心,向滇、川、湘、桂辐射,说明人们从自然灵崇拜到植物灵崇拜是一种精练升华了的神圣情感,它是只能感悟、无法言传的潜意识的集体表象,是长期积淀下来的智慧精灵,具有强烈装饰性的纯美淳情的形式,是尚未形成文字的纹样,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祖先的历史,从而在中国刺绣艺术史中独树一帜。苗族服饰上的挑花图案,是这种神圣符号的载体,但又不同于现代服饰上的花卉装饰。正是苗族挑花图案艺术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与野性活力,才使之绵延不断传承至今。这种服饰装饰的形式美,又是识别民族支系族徽的重要标志,因而,不能由个人随兴所致而任意修改图案的规范标准。在装饰性的花色上可以千变万化,但在图案构成的本质上,万变不离其宗——用“”纹装饰,标志着它们是中国巫文化的忠实传承者。
苗族挑花图案艺术的运用范围,往往结合服饰的款式、色彩、用料、工艺,形成了对苗族划分支系的识别标准。挑花工艺(包括纳绣),是人类缝制衣物最早的手段之一,而苗族服饰挑花既有加固衣物的作用,又有装饰性的需要,这表现在从比较原始的贯头衣到形成中国式T形服装的演变系列中,是研究中国服饰款式、刺绣发展史和中国图案艺术原始构成的“活化石”。
苗族挑花图案艺术,在服饰上的摆放位置以及用途,有以下几个方面: 贯头衣、服饰背牌(由贯头衣缩小成为肩背上的装饰)、围腰(由蔽膝遮盖布演变为裳的装饰)、背扇(T形婴幼儿背带)、花巾带(男女订情信物、礼品)、头帕、裘服等。尤其每年孟春跳花场时,既是苗族祈求人丁兴旺的重要日子,又是苗族青年男女聚会社交的重要节日。《贵阳府志》 记载了跳花场上“植冬青于跳场,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以巾带相易,谓之换带。”挑花巾带便是男女之间重要的订情信物,在贵阳市高坡乡连接龙里县一带的山寨苗族支系里,每年四月八日的“射背牌”活动,还保留着具有浓厚原始风情的“对偶婚”风俗 : 两个可以通婚的苗族山寨的青年男女,事先要商定爱情盟约,各由对偶射背牌的男方山寨邀请女方全山寨的男女老少在四月八日聚会到指定的山坡,观看仪式隆重的射背牌活动。女方山寨以未婚姑娘结队,由姑娘头儿挑起一排排“黄背牌”,故意让通婚的山寨男青年们用弩机的箭射中,而后全山坡上观看的人群喝彩呐喊,被射中黄背牌的姑娘则在人群欢呼声中拣起背牌就跑,男青年紧紧尾随其后,两人奔入山野之中,同居三日,不但不受社会指责,还得到社会公开支持。因为,两人这种自由通婚的对偶婚关系,正是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遗风。两人的通婚,并不一定都能成为现今父系氏族社会的夫妻关系; 但是,经过射背牌后的男女,各自对此纪念品要保留终身。直到死时,男方要把射过背牌的弩机和箭随葬在坟头上,象征家族的兴旺 ;而妇女们平时只穿蓝白二色的挑花背牌,当射过背牌的女方死后,也要把这珍藏一生的金灿灿的挑花“黄背牌”当做丧服穿在身上随葬,这样灵魂才能回到祖先居住的东方。为什么“黄背牌”能承载人的灵魂呢?因为黄背牌上的挑花图案,是太阳崇拜的符号: 大结构“十”字纹中,又有古老的八角纹太阳花“”,来标志他们支系的族徽;这种原始宗教观念如今就存在于对偶婚遗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因此,苗族服饰挑花图案艺术和巫文化阶段人的社会观念是相一致、相和谐的。20世纪初期,苗族有些支系在祭祖节日里,还残存着群婚制时期人的野性遗风,巫文化的艺术符号和社会文化风俗,仍然相生相伴地存在于苗族各支系的氏族文化中,至今尚未中断。因此,苗族服饰挑花保存的中华文化艺术基因,都是原生性的、有野性活力的基因,是扎根于民间、盛传不衰、连绵不断的文化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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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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