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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


□ 林 春

“北京共识”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提法,但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它至少回避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一)因发展理念和公共政策的偏差造成的社会问题,诸如腐败不公、两极分化、农村基层教育和大众健康等的大规模滑坡;(二)美国霸权之下严酷的国际制约因素,包括敌视力量及“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上的能源争夺使其外部条件更加险恶;(三)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中短期利益与长远的代价不成比例,从社会人文到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四)以廉价劳动为主要优势之一的中国崛起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甚至引起与发达国家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直接竞争;后者又以劳工权利为旗帜置中国于道义劣势。在这样的格局中,共识如何可能? 事实上,任何容忍强度剥削、血汗工厂、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道路都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性基础及号召力。
相比之下,“中国模式”的提法更为准确稳妥,也比较灵活。比如中国革命历史形成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无需在国际上求取很大“共识”,却是中国改革设计和今后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石。中国模式的成功有赖于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努力,包括重新审视、批判继承社会主义的传统。这些是“北京共识”的解释框架所无法包容的。
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及其之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三者相继,标志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依序为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式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其间无数曲折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借鉴和最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说,中国模式是在不断摸索中继往开来而逐渐成型的,前有路径依赖,后有创新空间。如何在一个开放世界里坚持以本土需要为依据开拓未来的可能性,是决定其功过前途的最大考验。
以史为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择其要不外两点。第一,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这个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发展和全体国民的福利,它必须有能力、财力和号召力来支持这些目标。第二,健全有效的法制和民众参与、监督机构是人民主权的制度保障。否则一旦人民意志架空,公众意愿即被压制或误导,甚至使以“人民”的名义迫害无辜、侵犯人权成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繁多,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剥夺民间智慧及批判反馈的空间。
同理,改革时代的经验教训也可概括为两条。前提是作为社会主义自我调节的改革必行。通过选择性地引进市场机制和“浅度”全球化,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以加入国际市场换取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升级。改革因其方向与东欧式全面转轨的“革命”不同,故此第一,国家的关键角色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在需要。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已是明证,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过程更无例外。将现存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未完成或私有制不到位,或以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定义一个万能的“完善”市场,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信奉市场自发力量的人往往又同时主张政府主导强制推行私有化。如此自相矛盾,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驱动运作。第二,改革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民主决策。因缺少民众建言和透明度而导致的改革失误后果特别严重,在发展道路、分配格局及资源环境等方面已造成某些影响深远、乃至不可逆的损失。
人民至上是新中国的为政之道、立国之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但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应该是效率的源泉。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正是因为前者克服了剥削和压迫,从而解放了劳动者及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劳资对抗、官民对立的社会能有多少效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速高效低,仅以超高投资率与超廉劳动力维持。以“效率”压“公平”的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加剧,拜金、腐败横行,生态环境恶化。
改变这种情况的出发点是对改革道路进行彻底的批评性反思。比如反贫困,中国在二十几年间使几亿人脱贫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亦出现大量城市贫困及城乡因病或因不堪重负的教育费用而致贫的现象。又如国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在一切双边、多边事务中举足轻重。但同时却又高度依赖外部资金和市场,乃至不惜承担美元风险和非理性的、以穷国资助富国的“双顺差”代价。再如乡镇企业八十年代的繁荣并未以私有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尽管其后的转轨使一场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半途而废,它的潜在意义,很值得进一步研究。至于错过的机会,明显地至少两次。一次是未能抵抗汽车工业的诱惑,取代了全面建设公共交通,鼓励发展自行车,从而为全球的后工业转向开路。另一次是WTO谈判做出过度退让,痛失一次以大国经济规模的强势迫使国际贸易开始转向造福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良机。此外,我们轻视开发国内市场,又在许多产业中对外资放弃技术转让的要求,使自己变成所谓的“世界加工厂”,甚至接收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如高毒性焦炭生产等。当然,在全球化博弈中,中国也有赢的地方,但输得太多。原因之一是缺乏广泛参与的探讨和政策论证。反对意见发不出来或听不进去,主流媒体又一哄而起宣传盲目接轨、市场迷信。结果是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成了他人模式的劣质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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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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