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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


□ 林 春

“北京共识”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提法,但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它至少回避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一)因发展理念和公共政策的偏差造成的社会问题,诸如腐败不公、两极分化、农村基层教育和大众健康等的大规模滑坡;(二)美国霸权之下严酷的国际制约因素,包括敌视力量及“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上的能源争夺使其外部条件更加险恶;(三)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中短期利益与长远的代价不成比例,从社会人文到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四)以廉价劳动为主要优势之一的中国崛起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甚至引起与发达国家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直接竞争;后者又以劳工权利为旗帜置中国于道义劣势。在这样的格局中,共识如何可能? 事实上,任何容忍强度剥削、血汗工厂、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道路都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性基础及号召力。
相比之下,“中国模式”的提法更为准确稳妥,也比较灵活。比如中国革命历史形成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无需在国际上求取很大“共识”,却是中国改革设计和今后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石。中国模式的成功有赖于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努力,包括重新审视、批判继承社会主义的传统。这些是“北京共识”的解释框架所无法包容的。
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及其之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三者相继,标志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依序为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式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其间无数曲折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借鉴和最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说,中国模式是在不断摸索中继往开来而逐渐成型的,前有路径依赖,后有创新空间。如何在一个开放世界里坚持以本土需要为依据开拓未来的可能性,是决定其功过前途的最大考验。
以史为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择其要不外两点。第一,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这个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发展和全体国民的福利,它必须有能力、财力和号召力来支持这些目标。第二,健全有效的法制和民众参与、监督机构是人民主权的制度保障。否则一旦人民意志架空,公众意愿即被压制或误导,甚至使以“人民”的名义迫害无辜、侵犯人权成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繁多,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剥夺民间智慧及批判反馈的空间。
同理,改革时代的经验教训也可概括为两条。前提是作为社会主义自我调节的改革必行。通过选择性地引进市场机制和“浅度”全球化,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以加入国际市场换取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升级。改革因其方向与东欧式全面转轨的“革命”不同,故此第一,国家的关键角色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在需要。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已是明证,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过程更无例外。将现存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未完成或私有制不到位,或以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定义一个万能的“完善”市场,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信奉市场自发力量的人往往又同时主张政府主导强制推行私有化。如此自相矛盾,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驱动运作。第二,改革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民主决策。因缺少民众建言和透明度而导致的改革失误后果特别严重,在发展道路、分配格局及资源环境等方面已造成某些影响深远、乃至不可逆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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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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