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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中国的时候


□ 藤井省三

  近代日本文学与中国
  
  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今,近一百五十年间,日本和中国以各自的方式,追随欧美诸国,建设国民国家。在东亚地区,两国是竞争对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近代化竞争中占了优势的日本,追随欧美殖民主义,向中国扩张,经过“九一八事变”,最后发展到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初年,清朝政府灭亡,中华民国建立,随后,文学革命运动兴起,国民革命展开,到了三十年代,中华民国以惊人的速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几乎追上了日本,但因随后而来的日中战争而逐渐衰弱,战争结束以后,则被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把“国民”(Naition)定义为“作为心灵意象而被描绘出来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具体解释说:“无论多么小的国家的国民,作为其构成者,对自己的大多数同胞,既不了解,也没见过面,甚或听说都没听说过,即便如此,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却都活动着共同的圣餐的意象。”
  安德森还进一步指出了民族主义和出版资本主义的关系,论及到出版语言和特定方言的结合。而社会语言学者李妍淑则把安德森的论述推进一步,解析了“国语”和民族主义关系。她指出,日本的“国语”,是在明治日本国民国家建设完成、进而发展为殖民帝国的过程中,担负着支撑国家认同的作用,而被创造出来的。沿着安德森的论述脉络,李妍淑阐述说:“作为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即使他们从未见面或从未会话交谈,但却都怀着一个信念,即认为大家都在使用‘一个’共同的语言。这种无法以经验一一确认的语言共有意识,和政治共同体一样,毫无疑问是历史的产物。‘国民’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和使用同一语言的语言共同体想象重合的时候,由想象受胎而生产的婴儿——‘国语’(National Larnguage)的身姿也便鲜明地显现了出来。”
  安德森和李妍淑明晰地分析了政治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的想象性形成过程。安德森还曾指出,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出版资本主义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在出版把“读者同胞”联结起来,出版资本主义“赋予语言以新的固定性”的时候,特别是某一种“特定方言”也就是“国语”“支配了出版语言的最终形态”的时候,最强有力地发挥作用的是文学的制度。
  如果说国民国家和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日中两国的文学家们对邻国的诞生与成长抱有深切的关怀,就毫不为怪。如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的《草枕》(一九○六)、《三四郎》(一九○八)、《门》(一九一○)和《明暗》(一九一六)等作品的主人公最终离开日本,奔赴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东北:旅顺、大连、满洲。可以说,满洲/中国是流贯夏目漱石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一位作家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一九二七),一九二一年三月到四月,受《大阪每日新闻》(现在的《每日新闻》前身)的派遣,为纪实描写“春草般成长的新支那”,他曾周游上海、南京、汉口、长沙和北京。在上海兴亚路七十六号,芥川访问了李汉俊(一八九○——一九二七),并倾听了李的“社会革命论”。自同年八月一日起连载的《上海游记》里,有对李的客厅的详细描写。李汉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一九二○年与陈独秀等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是在李的上海寓所的客厅召开的,芥川在会议召开三个月前,在这里进行了采访,会议开过翌月,他便把会场的情景悄悄地传达给了日本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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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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