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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红木箱的半生缘


□ 王昕朋

近几年,京城的书店多起来,书摊也多起来。尤其是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经常可以在街道边上,看到一些书摊。这些书摊,都是“打游击”的。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就不一定换了什么地方。大多是在地上铺着一张塑料布,或者铺几张旧报纸,旁边摆着几个纸箱子。有的怕“城管”检查,干脆用一辆自行车,驮着一个纸箱,里边放着书。这些地摊上的书,多半是一些旧书或者旧杂志,也有一些新书。实事求是地说,有时还真的能挑出几本喜欢的书。有一天下班后,我在北沙滩看到一辆用自行车驮着的“游击书店”,车上装书用的是一只小红木箱。顿时,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信步走了过去,情不自禁地抚摸着那只红木箱。
“你买不买书?”卖书的小伙子有点儿不乐意了。
“我想看看你这只箱子。”我实话实说。
小伙子更不耐烦了:“一只破木箱子。我是拣来的,干吗那么稀奇?”
我怏怏地离开了。但是,那只红木箱,却勾起了我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使我想起了那个陪我一起下乡又回城、沉甸甸装满了书的红木箱。
一九七四年冬天,我高中毕业。因为那时大学还没有恢复高考,也不分配工作,只有上山下乡。到了一九七五年春,接到了上山下乡的通知。
我的行李很简单,就是一包衣服和一只装满了书的红木箱子。
那只红木箱,是我下乡之前,父亲专门给我做的。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被一陈噼里啪啦的声音惊醒,起床到了院子里一看,父亲正在用锤子钉着几块木板。我当时正刷得满嘴的牙膏沫,只好含着牙刷口齿不清地问:
“爸,你在钉什么?”
父亲蹲在地上,拿着几块木板不停地比量,头也没抬地说;“你那些书不是要带走吗?给你做个装书的箱子。”
我进了屋,坐在窗户边看书,但却不停地向外张望。
那个年代,和许许多多同时代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样,父母亲没有固定的家。调到哪里工作,单位分的宿舍就是家。到了哪天调走了,房子仍然交回单位。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我家那时住在一所学校里。学校的院子里有几棵榕树。正值春天,那几棵榕树茂盛的枝叶向四面八方舒展,清晨的阳光温情地照射下来,榕树下就有了一片晃动着光斑的树荫,树叶在阳光下随风招摇,也惹得洒落一地的阳光碎片不停地跳来跳去。父亲就带着一身的光影,在那片榕树下忙个不停。我看见父亲把最好的木板放在一条凳子上,再用一只脚踩住,然后开始用这种一腿弓、一腿绷的姿势前前后后地拉踞,锯掉多余的木头。木头踞好了,父亲又开始刨木板,好让它们薄厚一致。随着刨子一下一下向前推,刨花片片纷飞,很快就堆了一地……
那一上午,我时不时地抬头望一望父亲忙碌的身影。望着父亲把拾掇好的木板,丁丁当当地拼在一起,钉上钉子,成了一只木箱。父亲是个教师,本不会木工活,只是为了我读书方便,才不得已拿起了木工用的铁锤和踞子。尽管那只箱子简简单单,父亲却干了整整一个早晨。箱子钉好后,父亲又骑着自行车,到几里外买来了油漆,细心地涂上鲜亮的红油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实在是我人生中值得回味的时光。
这只红木箱四四方方,体积并不大,用自行车就可以驮运。我把当时自以为为珍贵的几十本书装了进去。
从我认识了一些汉字,能读书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红木箱里的那些书,基本是来源于两个渠道:一部分是父亲保存的书,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家乡小镇上的那个废品收购站。我读书是从父亲保存的书开始的。父亲是个爱书、借书之人,“破四旧”之前家里就有许多的书,随后席卷全国的“破四旧”,也并没有让家里的书遭到“灭顶之灾”。父亲把一些书悄悄地保存了起来,让我在文化贫瘠的年代还有书可读。那个时代,许多的书遭受了灭顶之灾。轰轰烈烈的“破四旧”中,不少人把家中的书、字画,拿到街上,当从投到熊熊燃烧的大火中;把家中一些印着不同图案或文字的坛坛罐罐,拿到街上当众摔个粉身碎骨……那时,我还不懂大人们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显示自己革命彻底,抑或怕惹火上身。当然,也有不少人觉得把那些书烧了可惜,就拿到废品回收站去卖。我的家乡在安徽北部一个集镇,是那一片地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有一段时间,供销社的废品回收站里旧书堆积如山。这座“山”对于从小就爱读书、且到了求知若渴的年纪的我来说,具有磁场一般的吸引力。
一开始,我装作若无其事,到书堆里随随便便挑了一本最薄的书,揣在怀里就赶快朝家走,生怕别人看见。回到家,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至今,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是作家刘绍棠先生的《运河的桨声》。我是用了一个晚上,一口气把那本书读完的。第二天,我又到了废品回收站,“偷”了一本《青春之歌》……
我的父母在江苏工作,老家住着我的祖父母。以往,我是每个月回去看望一次祖父母,假期时在那儿呆得时间长。但自从知道了那儿有一座书“山”后,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去,到书“山”偷书。几个星期天过后,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我。回收站的负责人叫苏彦稳,平时我称他“彦稳大爷”。这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长者。他发现了我“偷”书的行为之后,没有责备我,更没有“处理”我,而是给我大开方便之门,让我到那些旧书堆里挑拣一些我喜爱的书。他还根据我的爱好、我的年龄特点,从一些收来的或者卖书人的手里,有选择地为我留了一些书。在那个废品回收站里,我陆续地选了一些书,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文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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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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