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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村故事——张仃、吴冠中劳动生活点滴


□ 奚静之

  1970年6月至1973年10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1594部队农场接受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
  回想当年,知识分子在苦闷和遭受屈辱的日子里也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我有幸和吴冠中、张仃——三十多年后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卓著,已被人们称为艺术大师——同在一个连队。我们的驻地在河北石家庄地区获鹿县的农村。全校分为两个连队:“学一连”在小壁村,“学二连”在李村。那时吴、张两位先生也才不过五十岁刚出头,现在看应是中年,正是艺术上日趋精进,收获创作成果的好年纪。但在我们青年师生看来,他们已是“老头”。
  我们在连队,除了种水稻、做大田、拉煤、烧砖窑等体力劳动外,就是进行自我反省、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抓“5·16”分子。生活上一切按连队纪律,早出操、晚点名,偶尔看电影或洗澡,也是排队按序,自带小马扎凳,听口令行动。吴、张两位先生也不例外。
  除我们学院外,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师生们也下放在获鹿县部队农场,他们所在的陈村与我们李村仅隔12里地。由于部队领导“狠抓阶级斗争”,因此我们两个学校不准往来,以防“串联”。刚好吴冠中的夫人朱碧琴和我的先生邵大箴都在中央美术学院,我们两家四人虽相距很近,但在前两年中没有见过面。
  直到第三个年头,出了林彪问题,形势有了变化,部队管理比较松动了一点。第一个变化是,每周有一个星期日允许师生作画(吴冠中成了有名的“粪框画家”的创始人);第二个变化是,凡我们和中央美术学院有亲属关系的,开放每两周一次的探亲,早去晚归。那时真是喜出望外,这“松动”带来了曙光和信息:在农场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于是,我和吴冠中两周一次相约去陈村中央美术学院“探亲”。
  在“被管制”的日子里,得到和亲人会面的机会,那种难得的自由使我们欣喜若狂。我们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庄稼似乎更绿,水渠的流水也似乎比平时流畅。我和吴冠中一路上“互不设防”地随意谈东说西,分析“形势”,而每次都不会不谈“小鸭子事件”,每谈起这件事他的愤懑和苦恼都溢于言表,他的激动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故事的起源是:当时师生们都要走很远的路下大田劳动,吴先生因患有痔疮,走路不便,经领导“照顾”,留在村里的副业组养鸭子。跟他一起养鸭的有张秋海(室内设计系的留日归国老教授)和吴劳(装潢系教授)。三个养鸭的因各自的原因受到照顾,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但好景不长,有一天突然出了意外,有一只小黄毛鸭子死了。连里要进行调查,有位一向与连领导比较接近的XX,自告奋勇解剖小鸭,找致死原因。结果报告是:小鸭子内肠完好,而头骨上见有一块青色,看来是头部受伤致死。是谁出于“阶级仇恨”,对养鸭不满,打死了连队的小鸭子?三个“老头”中,两个老实巴交,少言少语,唯有吴冠中年纪比其他两个轻,也最有个性,平时也爱提个意思什么的,于是他成了重点嫌疑犯。连里指导员找他谈话,武断地认为吴冠中有重大牵连。吴有口难辩,指导员要他检查打死小鸭的动机和“思想根源”,并说要在全连揭发批判。“真冤枉呀,我有什么理由要打死小鸭子呢?”由于压力太大,吴冠中彻夜不眠。同住一个炕上的年轻人对他好言劝慰,吴气愤之极说:“这简直是‘十五贯’!”(1969至1970年北京上演昆曲“十五贯”,内容是由十五贯钱引起的一场冤案)。以后几天,大家纷纷议论,认为小鸭子事件实属荒谬,“阶级报复”之类纯属胡扯!并引用了吴冠中所说的“十五贯”。指导员听闻此事,盛怒,把吴冠中叫到连部,声色俱厉地责问:“你不认账?!还把老子弄进‘水浒传’!”吴冠中惊恐,无言以对,指导员接着说:“你以为只有知识分子聪明,你以为我不知道‘水浒传’、不知道‘十五贯’吗?”吴冠中啼笑皆非,不敢申说,直至退出连部,才弄清了指导员找他的原委。
  后来,全连的批判会没有开,可对吴冠中来说,这件事对他伤害极深,使他非常难过。
  1972年,我们既已有了探亲的自由,朱碧琴和邵大箴也可结伴来李村。相见不易,别也难,我们四人面对,互相送回去,又送回来,后来吴冠中先生称之为“十八相送”(出自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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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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