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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者的返乡之旅


□ 范 可

  去秋来宁,乔健先生给我带来了他刚出版的书──《印第安人的诵歌》。书装帧堪称精美,封面上那位身着拿瓦侯印第安人(Navajo Indians)服装、踩着舞步的哈佛学生似乎在向我们传递着某种信息。是夜,我盯着那本书,想起了一些事情。
  大概以人类学为业者如果最终没能以对“异文化(时髦的说法是“他者”) 的研究完成博士论文的话,都会有些许遗憾。这种感觉当然与人类学长期以来的自我定位有直接的关系。这可能也是费孝通教授有一段时间不愿说自己是人类学家的原因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因为美国人类学家阿萨德(Tala Asad) 的一本书有点被“污名化”。其实,阿萨德本人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为人类学者而妄自菲薄。但人类学在“二战”后陷入的困境,以及美国卷入越战一时不能自拔,确实使当时一些人类学者开始对本学科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进行反思,多少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人类学在这样的情况下遭人抨击也是很自然的事。 时至今日,学术研究的发展已经呈现跨学科或多学科整合的取向,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为何已非重要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对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解释,达成理解。但作为曾在异国他乡接受人类学训练者没能像许多前辈那样,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从事田野工作,总会隐约觉得不爽。我想,这可能是某种“英雄”情节在作怪吧。的确,那些给我们留下经典之作的人类学家,他们的作品、他们与“他者”一起留下的合影,给我们带来太多英雄式的印记。
  我与乔先生认识二十多年了。第一次见到乔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其时,乔先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并在那儿建立了人类学系。直到今天,香港的大学已发展到了八所之多,人类学系尚仅此一家。当时,广州的中山大学刚成立人类学系,我所在的厦门大学也在筹办人类学系。大抵与此同时,乔先生在内地开始了一些研究项目。于是乎,他成了这两所学校的常客。首次见到先生时,衣着光鲜的他很难使人与印象当中的人类学者联想起来。但先生丰厚的阅历和娓娓道来的演讲风格使人不能不感受到一位真正的人类学者的内心激情。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可以说,是乔先生,还有稍后一些时候来的黄树民先生、张光直先生,使得当时厦门大学的一帮青年学子进入现代人类学知识领域之门得以开启。
  到美国求学之后,与乔先生有多年未曾谋面。再次见面记得是在西雅图。其时,乔先生刚从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任上退休,准备赴台湾新成立的东华大学任教。再后来,就是去年在银川参加“中国人类学第二次高级论坛” 期间。当时,我已经应聘到南京大学,于是就邀请先生来访,先生欣然应允,因此就有了本文开始的一幕。自此,我们的交往多了起来,时有电话联系,有了些忘年交的味道了。我因此而对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乔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当时如此称谓),自谓“承前启后”:早一二届的学长,如李亦园、张光直诸先生,班上尚有一二同学为伍,到他时,仅一人耳。其后,遂多有学人类学者。当时,他的老师多是原中研院和中央大学的著名学者,如李济、芮逸夫、凌纯声诸先生。在中国人类学史上,芮、凌二人被推为“南派” 代表人物。他们与以吴文藻、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北派”不同,多以研究少数民族为主,乔先自然地接承薪火,研究起台湾的少数民族。他最初研究的是高山族里的卑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生赴美留学,进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最初师从时任教该系的施坚雅(William Skinner) 。不知是对研究本社会心有不甘,还是对施氏的非常规人类学研究及其某些观点有所不满,总之,乔先竟“炒”坚雅“鱿鱼”。对此“犯上”做法,施氏大感惊诧:只有教授休学生,岂有学生休教授之理!遂在系里公开宣示,倘若乔氏另觅“他主”,需重过资格考试云云。然“新主”罗伯茨(John Roberts) 教授颇为绅士,既没使施氏因其不公平要求而有失体面,又使乔先遂愿投其门下。罗氏乃印第安研究专家,乔先遂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北美印第安文化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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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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