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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与王维隐逸思想的比较


□ 石发亮 王致奎

  中外诗人均有崇尚隐逸者,对隐逸精神的赞叹与向往常常见诸于诗歌作品中。隐逸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隐逸者的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常为世人所羡慕,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批评他们消极避世。表面看来,隐逸者的确远离了世俗社会,抛开了权力的纷争与利益的纠缠,形成一种脱离现实的外在形象。实际上,隐逸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高尚的追求以及对人性尊严的维护,隐逸有着深刻的内涵。
  隐逸思想在华兹华斯与王维的诗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热爱大自然的诗人,他们都曾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大自然中过着恬淡安逸的隐居生活。隐逸思想是他们诗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华兹华斯与王维隐逸思想的历史基础
  在西方,隐逸思想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学派。他们提倡简朴的生活,抛弃世俗的荣华富贵,追求对自然的回归。这些观点与中国的老庄思想有着相似之处。对华兹华斯有着直接影响的是法国的卢梭。在圣皮埃尔岛的隐居中,卢梭欣喜地发现,“对喜欢悠然自得地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喜欢在除了莺啼鸟啭、顺山而下的急流轰鸣之外别无声息的环境中进行沉思默想的孤独者来说,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和乡村的田园生活使他陶醉。他热爱自然,崇尚自然,认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卢梭从大自然中得到了丰富的收获,对自然的热爱渗透了他的整个生命。这种崇尚自然的思想对华兹华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华兹华斯对旅行的热爱,以及他在湖畔的隐居都如卢梭所说:“可贵的闲逸的甘美滋味是我要品尝的最主要的第一位的享受,我在居留期间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一个献身于闲逸生活的人所必须做的乐趣无穷的活动。”亲近自然的生活体现了许多今天所谓的环保观念,人与自然本应是和谐的统一。
  王维的隐逸思想则有着更加深厚的历史基础。儒家的鼻祖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出仕参政是弘扬“道”的手段,是为了辅佐君主,利益百姓。然而现实中的天下往往出现“无道”的时期,君子无力改变这一现实,只有“隐居以求其志”。在儒家看来,隐逸是对“道”的捍卫,淡泊名利的修养是隐逸思想的核心。这种强烈的自觉清醒意识使得士人“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表面消极的退隐中蕴涵了积极的进取。
  道家思想是王维隐逸思想的又一重要源泉。道家思想以“道”为中心,“道生万物”, “道”是无限广博、无所不包的。“道”又是清静无为的,“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核心,也是道家隐逸生活的重要基础。“道”的运动是完全天然的,因此,人要顺乎自然才能返朴归真,才能保全真实的本性。道家隐居者遵循清静无为、返朴归真的准则,努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达成一种自在的超脱。
  而在佛家看来,儒、道都把自然和社会看作实有的存在,执著于“有”,因此也就无从消除是非得失的计较,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外部世界的一切事物既是“有”,又是由心所生的“空”。“空”与“有”本来无异,“空”是“有”的规定与依据,真空即是妙有,二者是相互通达的圆融而统一的。世间无一物不空,无一物不有,关键是不执迷于任何一个侧面,既不执著于“有”,也不执著于“空”,了达真空妙有,才能得到广大智慧,实现彻底的解脱与自由。这种思想使人不执著于有限的得失成败,有助于养成一种宽阔自由的心境。这种心境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表现为安闲淡泊的空静之美。
  
  二、华兹华斯与王维隐逸思想的成因
  无论是华兹华斯还是王维,他们的隐逸生活都是基于他们自身人生价值的选择。同时,他们隐逸生活的形式也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密切相关。
  华兹华斯在湖畔的隐居首先植根于他早期与大自然的密切接触。他的出生地科克茅斯就位于以湖光山色闻名的英国湖区的西北角。他少年就学的豪克海德则位于西北湖区的中心地带。在这里华兹华斯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即使在剑桥就读期间,华兹华斯也利用假期回到豪克海德,到田野、到湖畔游荡。华兹华斯汲取了大自然的神髓,大自然与乡村生活的种种印象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
  华兹华斯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及政治方面的转变促成了他回归田园。在剑桥期间,出于自由不羁的天性以及对文学的热爱,华兹华斯拒绝选择刻板沉闷的神职工作作为自己的前途,甚至为此放弃了正常学业。这样的选择固然可以使他成为一名诗人,却使他毕业之后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经济上一度陷入困境。
  经济问题的解决则使华兹华斯的隐居成为可能。他的好友莱斯利去世后赠送的900英镑使他不再为糊口而奔波。另一位朋友将自己在湖畔的一所房子无偿借给华兹华斯居住。
  对于王维来说,仕途的挫折是他隐逸的重要原因。王维任太乐丞之初就因故遭贬济州。他对此颇感茫然,此后近十年中曾先后隐居淇上、嵩山以及终南山。张九龄秉政,使王维再度产生了出仕的热情,担任了右拾遗一职。但随着李林甫专权,唐朝政治从开明走向黑暗,王维又转向了习佛参禅的退隐之路。继而在安史之乱中,玄宗出逃,王维扈从不及,陷入贼军,被迫接受伪职。在唐王朝收复后的清算中,王维虽涉险过关,但这种“失节”所导致的尴尬和心理打击使王维更加远离政治,彻底选择了“隐”的方式,“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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