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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伦理观念的现代性转换


□ 余 纪


引子

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华夏族类不但经历了旷古空前的饥饿、战争、侵略、杀戮、灾害、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白骨蔽野,还有种种非理性群众运动造成的伤害,等等,更在于我们经历了前清中堂李鸿章在奏章中所说的“数千年之变局”。面对兴起于15世纪中叶地中海北岸亚平宁半岛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排山倒海的撞击,我们古老的农耕帝国在苟且偷安了将近三个世纪之后,终于明白梁任公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乃天意之不可违也,因而不得不打开国门,予以正面的回应。而这回应,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转换。所谓现代性转换,是指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由传统向现代的全方位转轨,以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趋势。如果说,生产力的提升、生产方式的转换,以及国体、政体、法制的转变等,可以被认为是有形物的转轨的话,那么,作为这一切有形物根基的人心的蜕变,也即价值基准、法制观念、伦理道德的蜕变,则可以被看作是无形物的转换。而这也是更带有根本性的转换。
于是,从20世纪的中国电影中去观察华夏人类心灵由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过程,无疑是一件十分有趣的、有意义的工作。而这种种蜕变中,最具形而下意义的,无疑要算是伦理观念的蜕变了,因为,伦理观念不但是一切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交会点和爆发点,也是最可触摸的蜕变之一。

孤儿焉能救祖乎?

如果说,1923年以前中国的故事片电影,在创作上基本还处在对外片进行浅层模仿的稚拙阶段的话,那么,1923年以后中国的故事片电影就算是踏上了一条艰难的自创之路。不知是因为偶然还是必然,作为上述转折点标志的,恰是那部从片名到内容都百分之百属于家庭伦理范畴的《孤儿救祖记》。
从目前有限的文字资料中,我们大体能知晓《孤儿救祖记》的故事情节,以及由此而展示的思想意义。富翁杨寿昌之子杨道生猝死,侄子杨道培为霸占其巨额家财,挑拨离间,使寿昌赶走怀有身孕的儿媳余蔚如,夺取了财产继承权。蔚如出门后,生下儿子,取名余璞,并含辛茹苦,抚育儿子成人。后寿昌出资兴办义学,孙子余璞正好就读于此。余璞彬彬有礼,聪明机智,大得乃祖所爱。寿昌发现侄子挥霍无度,遂取消其继承遗产的权利。道培顿起歹心,竟然计杀寿昌。关键时刻,余璞赶到,救下乃祖。骨肉团聚后,蔚如深感“沉冤大白,颇得力于学校”,“乃出资一半”,“兴办义务学校”,?备平民子弟无力求学者,得受人生所必需之教育焉”。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无疑是一个叙事手法幼稚、杜撰痕迹明显的拙劣故事。故事的动因,显然借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伦涉案小说。在那里,巨额财产的继承权争夺,向来是善恶较量的擂台。而蔚如被逐出家门后,故事发展的逻辑就回到了中国的古典。只要想想中国乡间那些曾经置诸道途的难以数计的贞洁牌坊,我们就不难领会蔚如的事迹在中国古典叙事中是多么耳熟能详。而故事的核心事件“孤儿救祖”一节,在情节上倒显得无足轻重了。按照《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叙述,余璞之所以能够营救乃祖,并非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故而也就不是戏剧冲突的必然高潮,而不过是其在杨道培等恶人正要加害杨寿昌时,突然“来访”。从剧作学的角度说,实在是编剧先生的偷懒。而最后余蔚如之捐资助学,简直可以说是硬生生栽上去的一条“光明的尾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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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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