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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 陶 然

  内容提要: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在80年代之“文化热”、“宏观研究”以及词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基础上,近20年来趋于兴盛,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深化了对词体本质属性的认识,确立了文化学研究的方法,极大地拓展了词学研究的领域,提升了词学研究的价值。但在理论建设上尚显薄弱,有明显的方法论崇拜意识,偏重于“词学文化学之研究”,而缺乏“词学之文化学研究”,重横向扩展而忽视本体深入。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应在“文化转向”阶段完成后,以“词学文化学之研究”为基础,以“文学转向”为旨归,由文化本位转向文学本位,迈向“词学之文化学研究”。
  
  当代词学研究领域中的突出现象是词学文化学的兴盛。近20年来,词学文化学在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等诸多方面,创获良多,推动了当代词学的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入,促进了词学研究新局面的形成,厥功甚伟,足称显学。词学文化学反映了当代词学试图在前人所奠定的文献整理、历史考索和作品感悟等不同层面的词学研究基础上,开拓词学发展新方向的努力。作为当代词学的新走向,词学文化学的繁盛局面,为回顾与反思提供了可能,因此,对其形成原因与过程、价值与意义进行体认,尤其是对其得失进行理论总结和反省,不仅有助于词学文化学的成熟与完善,更可引发对当代词学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同时还可为其他可能的词学研究视域提供参照和范例。
  
  一、文化转向
  
  20世纪的词学研究,至80年代前后,通过数辈学者的努力,以《全宋词》为标志,词学文献基本完备;以《唐宋词人年谱》为标志,词人词作的历史还原基本完成;以《唐宋词通论》、《唐宋词史》等著作为标志,词学研究体系基本建立;以《唐宋词鉴赏辞典》为标志,作品鉴赏思路基本成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是90年代词学研究的内在焦虑,词学文化学的兴起,正是这种内在焦虑所导致的转型与“突围”方向之一,其根基则是80年代学术环境与研究思路的“文化转向”。
  80年代的思想界可以用喧嚣而躁动来形容。人们从“文革”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却发现当下社会无法提供能够满足“饥渴”的思想资源,强烈的危机感迫使当时的思想界一方面选择回归“五四”,重拾启蒙的旗帜,向历史寻求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与经济开放政策相类似,在思想和文化上对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完全敞开,向外部寻求精神资源。由此西方的人文思潮、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各种不同流派的不同观念,几乎被同时引入中国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一时之间,洛阳纸贵,“文化热”潮,由此形成。诚然,当时所谓“文化”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其价值并不在于理性而科学地辨析“文化”的内涵与实质,而更多地在于对各种所谓“主义”的兴趣、对精神现象与文化活动的渴求。但是从二十余年之后来看,在当时那般喧嚣浮华的后面,80年代“文化热”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文化视域,使学术界认识到除了传统的社会、经济视域之外,从文化视域看待和研究人类精神成果的可能性。并且这种视域通过80年代的“显学”——美学,逐渐渗透进入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文化视域的出现和普及,使词学研究的触角有了新的延展维度,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事实上,从当代词学文化学的若干“领军人物”的年龄层次和知识结构来看,他们大多经历了80年代“文化热”的洗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文化热”是词学文化学兴起的外部基础。
  80年代关于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讨论”是词学文化学兴起的内在动力。在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潮流中,宏观研究逐渐成为当时受到重视的一种观念与方法。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从理论和研究实践上,开始有意识地在古代文学领域提倡和运用宏观研究。如陈伯海自1985年发表于《文学遗产》的《宏观的世界与宏观的研究》一文始,至1995年其《中国文学史之宏观》出版,十年间几乎不余遗力地推广宏观文学史观;又徐公持在《关于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及其现状》(《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中,从宏观的角度对当时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影响极大;1987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对宏观研究尤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场“宏观研究”潮流虽已逐渐消歇,但它反映了80年代的学术界试图通过方法论的创新,开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局面的渴望。词学文化学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兴起,其内在驱动力是宏观研究在词学领域的具体实践。宏观研究对词学文化学兴起产生的推动作用表现为方法论优先与体系化追求;在思维方式上,词学文化学引入文化视域,力图超越传统的词学研究观念,拓展和深化词学领域,而其突破点正选择了方法论创新。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模式上,词学文化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体系化、系统化的追求,同样打上了宏观研究的深刻烙印。
  80年代的词学研究对于词体和词作的文化特征已有较清晰体认,这是词学文化学兴起的直接导向。如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已明确指出:“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这一论断的提出,不仅明确将词体视作文学与文化的复合现象,根据功能理论,确立了词体本身所具备的文化属性,而且具体指出了与词体相关的音乐文化、社会风习、社交方式、歌妓制度、文人心态等众多文化视域,为词学文化学研究起到了直接的导向作用。事实上,词学文化学在90年代以后的展开方向,基本上没有超出上述视域。又如杨海明的《唐宋词史》一书已自觉引入地域文化的范畴,认为“唐宋词在其整体上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它所呈现的主体风格是属于‘柔美’类型的”。很明显,在该书的理念中,“南方”这一文化地域,为解释作为文学风格范畴的“柔美”提供了资源。又该书在对北宋词坛展开分析时,指出正统文化与市民文化这“两个层次的文化,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貌”。从思维模式上看,这是典型的借助文化层级观念来观照与考察词作风格而得出的结论。种种迹象表明,至80年代末,词学研究领域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转向”趋势,随后词学文化学由此展开,自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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