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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在先秦


□ 马悦然 欧阳江河

  欧阳江河(以下简称欧阳):马悦然教授,听说您对朦胧诗,对《今天》评价很高。朦胧诗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但早在一九七二年就有诗人陆续开始写现代诗,刊印杂志出版,逐渐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今天》就是故事的开始。对中国年轻一代的诗人和作家而言,《今天》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上的崛起和对抗,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上打破了当时极度僵化的体制话语的一统天下,这种体制话语把文学语言和意识形态话语、新闻宣传用语、政治口号混在一起,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当年我初读《今天》时内心震动非常大,心想:原来我们自己的文学还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写作。现在看来,《今天》在语言上的颠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更持久、更深刻、更具决定性的。不知马悦然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马悦然(以下简称马):你讲的不错,《今天》的诗人们在这一点上和五四运动的诗人有共同之处。“五四”诗人开创了白话文,不同的是他们受了很多外来语的影响,比如英语、法语,这个暂且不谈。我第一次接触《今天》诗人是一九八二年,在北京,在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教授的杜博妮家里,我见到了北岛和顾城,那个晚上我们一起朗诵诗歌。他们给了我很多他们的诗作,有的已经发表,有的还没有发表。我很快翻译和编辑出版了他们两个人的合集,中瑞双语版,非常受欢迎。后来再去北京又多认识了一些朦胧诗人,又出了一本诗选,包括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江河、杨炼和严力。当时没有收多多的,因为开始时觉得他的诗歌语言粗糙,但到后来就非常欣赏了。朦胧诗之后的当代中国诗人我看得不多,有人建议我上网看,虽然使用计算机已经二十几年了,但我上网还是不太容易的事。
  欧阳:朦胧诗对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创作影响持续到现在,刘禾曾在《持灯的使者》一书的序言中将《今天》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故事,一个传奇,她据此提出了“文学的游历”这个概念。听说在昨天的学术讨论会上,孟连素发言时提到除了北岛、顾城、芒克等人的诗歌写作之外,《今天》的另一个重要主角是“地点”,比如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白洋淀,很多活动都是在某个地点聚集,来来去去。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地点成为《今天》故事的“乡愁”,成了心灵的地址。那个年代,不光北京的《今天》同仁是如此,在中国的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为了给另一个人看,骑上自行车、登上公交车,甚至买张火车票说去就去了。那时确实有这样的劲头和氛围。现在《今天》已经离开其母语国家,落脚在西方。所以这个故事是否已经变成另一个故事了呢?《今天》进入全球化的大语境里,受到不同语言、不同环境、不同生活方式的影响,面对的是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更多的文学想象和创造的可能性,更多也更复杂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文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和资本、生产、消费所构成的秩序,也来自遮蔽和误解所构成的文化差异,也有文学自身的挑战和诘问。《今天》所经历的这种文学的和生存方式上的双重游历,构成了跨语际的“另一种乡愁”。您翻译诗歌,也经历了语言的游历。文化交流就是不同种族在同一种语境之间相遇,那您作为文学语言的游历者,和中国诗人的文学游历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者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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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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