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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兰启蒙运动谈起


□ 林毓生

  中国知识界一谈到启蒙运动,通常都是指十八世纪由法国知识分子领导的启蒙运动(卢骚原是日内瓦人,不过,法语是他的母语)。事实上,十八世纪另有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启蒙运动在海耶克先生的教学当中是很重要的课题之一。但在十五年以前的西方学府里,一般并不重视它。不过,近十五年来,则有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复兴”之说。西方学院里已有不少人对它重新肯定,重新研究,在一些圈子中也已蔚为风气。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休谟〔David Hume〕、佛格森〔AdamFerguson〕这些人)与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基本的差异是:对理性的解释彼此有极大的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认为,理性本身没有本领创造出来完全合乎理性的未来。理性本身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但理性非常重要,他们是非常注重与提倡理性的,不是反对理性的。他们认为要用理性的方式来了解理性本身究竟有多大本领。根据他们的理解,理性本身的能力是有一定限制的。他们认为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对理性的看法是把理性肥肿化了,那是对理性的误解与滥用。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对理性本身能力的高估,在思想上乃是源自笛卡尔的哲学的革命。笛卡尔认为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工作是怀疑,怀疑当然要用理性了。笛卡尔认为任何事物都可被怀疑,真正的实在是禁得起最严格的怀疑的。换句话说,一项怎么被怀疑也怀疑不了的事物,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存在。从这个理路上来做思考的工作,笛卡尔连自己是否存在都可怀疑,不过他发现他不能怀疑他在怀疑。笛卡尔这个人是否存在呢?他说当他怀疑他是否存在的时候,他是存在的,否则他无法怀疑他的存在。换句话说,在他做怀疑工作的时候——亦即他运用理性从事思想工作的时候——他必然存在,至少在他怀疑他是否存在的时刻他必然存在。否则他无法怀疑他的存在。因此,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样的思辨是很敏锐的,但影响却很糟糕。
  笛卡尔并没有直接说理性可以创造一切。但把理性提高到这个层次以后,人的思想很易滑落到认为,理性乃是肯定人间文明的一切的标准。人间文明中任何不合理性的东西,便都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道德、文化、思想、社会规则各方面都必须合乎理性,而理性乃是唯一合理的创造动力——只有由理性创造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合乎理性。事实上,这一思辨逻辑是把“理性”提高到相当于“上帝”的地步。
  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则认为理性本身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为什么呢?他们的基本理由是来自一项新的理解,即对于社会与文化的演化的理解。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例如休谟发现道德规则(moralrules)不是由理性创造的,而是经由演化而来。(这样的看法,也与儒家思想有基本的冲突。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法国启蒙运动较有亲和性,对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发展出来的这一派西方自由主义的精义,则距离相当的远。)另外,任何社会中的秩序也不是经由理性所创造出来的,而是在某些情况、某些条件下,经由演化而得。同理,受另外情况,另外条件影响下的社会,则可能愈来愈混乱。这一派的思想家们认为,理性本身是与文明的演化互相成长的,理性没有跳出文明之外重新设计文明的本领。因此,一切进步皆必须以传统为其基础,以传统为基础的建设才是切实的建设。我们只能修补改善传统的产品,却没有能力——像全知全能的上帝那样重新创造出来一个崭新的文明。这一学派的思想当然不反对文明的进展,它毋宁是发现了一个真正能够导向进步的基本原则:在经由演化而成的丰富的文明之中,我们只能根据其中的某一或某些原则来衡量一些(而非全部)文明的产品,然后决定是否保存、扬弃或改造它们。这是渐进、多元、非整体性的进步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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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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