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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及其应对:关于底层写作


□ 刘川鄂
不满及其应对:关于底层写作
作者:刘川鄂


  新世纪文学的焦点话题
  
  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重实境和语境混杂的当今中国,任何一个话题都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底层写作”亦是。
  有文学便有对底层的关注,中外亦然。文学本是人类的良知,是人道主义的诗化表露,有良知的创造者总是满怀对底层的关切和愧意。何况文学本是底层可以参与的创造物,如《诗经》,如大量的乡歌民谣。可以说,在社会与文学发展过程中,对底层的关注始终自然地存在着。“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受西方人道主义、启蒙思想的影响,关注和描写底层人民、底层群体,更成为了新文学的伟大传统。鲁迅、老舍、巴金、曹禺、茅盾、丁玲、艾青、张爱玲、赵树理、路翎等,无不有描绘底层的厚重坚实之作,如同一座座界碑,标识着新文学的鲜明时代印记。
  1949年后,底层“翻身”,一个更具有主人公自豪感和更具有广阔含义的“人民”概念取而代之;新时期文学急于“拨乱反正”,急于“回到文学自身”,话题多多,“底层问题”被淡化;而世纪转型期的市场经济大潮,在培养了一个富裕的贵族“高层”的同时更凸显了一个相对贫寒的“底层”。新世纪以来,已成新文学传统的“底层写作”又成为了热门话题。
  2002年,“底层写作”零星出现,如刘庆邦的《神木》、林白的《万物花开》。2004年,《天涯》杂志在文学界率先发起“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题讨论,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的趋势和现实进行探讨。同年6月,《天涯》再度组织讨论,将话题引向深入。2005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底层写作”被正式命名,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那儿》以及“底层写作”成为文坛轰动事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北大中文系等都曾经围绕着“底层写作”展开讨论。2005年12月,新星出版社和新浪网联合召开“多重视角纵深对话:关注中国农村妇女问题暨《妇女闲聊录》研讨会”,对林白文学写作的转型进行分析。林白以《在湖北各地遇见的妇女》等文章,表现她创作方向和个人精神的转折。有学者指出,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是一次把“上升”的艺术改变为“下降”的艺术的尝试,要把文学从个人的高度“下降”到辽阔的生活世界中去。并由《妇女闲聊录》反思所谓“文学性”问题。
  自此,“底层写作”和底层关注变成一个主流的、时髦的叙述。直到去年底,在广州召开中国小说学会第九届年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底层写作是2007年文坛的一个关键词,它关涉生存、人性、乡土、时代、人民等许多重大问题,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广泛关注。
  “底层写作”的概念如何界定?评论界各有说法。城市平民、农民工,还有更复杂的群体集合到这个概念之下,命之为社会底层。“小人物”是底层的主体。“他们是陷入困境的生存群落”,所以写底层人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写整个人类的一种体验。“小人物”作为文学的重要写作对象,如何去写,是否去关注,是由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品质和道德形象决定的。还有人注意到了“为底层代言”与“底层自我言说”的差异,或者说底层写作有“书写底层”与“底层书写”的差异。1980年出生的女诗人郑小琼,2001年来东莞打工并写诗。不同于知识分子作家以底层视角描写底层生活,强调为底层代言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是身居底层的打工族描写自身生活、自己为自己说话的文学。“他们从内心出发,回到自身的疼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抗这些格式化了的经验”。郑小琼等打工作者保持体制外写作者身份,坚守底层的自我言说,给2007年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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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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