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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


□ 和 磊

文章编号:0257-5876(2005)09-0155-03
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on (Re-)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于2005年5月27-30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培训中心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70多人,就共同关注的“文学经典”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首先,与会专家从各个侧面对“经典”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但同时也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巨大的分歧。有人从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因而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樊星,王化学等),经典作品 “要有长久甚至永恒的生命力,要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阐释”(蓝棣之)。童庆炳认为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但另外也有相当部分与会专家倾向于特殊主义的视角,强调了经典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等,认为经典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或机构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建构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在对经典的界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个经典都有自己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纬度,因此,我们不能随便说一个大写的“经典”,而应该说小写的“经典”,是“谁的经典”的问题,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上的“经典”。他们对社会文化语境在经典建构过程中起的作用更感兴趣。比如美国学者保罗·劳特(Paul Lauter)通过西格尼诗歌由兴盛到衰落再到复兴的变化过程,分析了经典的变化不居的特征以及它背后所体现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变化,特别是种族的纬度。英美主流批评界对于印地安人的偏见,曾经导致西格尼的诗歌不能成为经典,而“重新发掘土著人生活、历史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运动使得西格尼的诗歌拥有了不同以往的分量,一种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从未有过的历史感。历史和语境,昨天和今天都不能被排除于经典形成的考虑之外。诗歌和声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被当作光荣的“圣象”和“永不衰老的智慧丰碑”来进行思考。相反,它们总是被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荷兰学者佛克马指出:在经典问题的研究上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方面,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以前的经典的形成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批评的角度出发研究新的经典如何形成或现存的经典如何被修订,以便为我们当代的状况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答案。他认为: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所有文学经典的结构和作用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文本构成。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公开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每一个经典都有自己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范围,有它自己的市场,那些固定程度或高或低的规则只能在那个范围内调整文学权威(教育者,批评家或其他专家)和一般读者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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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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