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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生活断忆


□ 千家驹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大革文化之命”。十年浩劫中,凡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经历了这一场灾难。但是万事有利必有弊,有弊亦必有利,塞翁失马,反祸为福的事也不是没有的。
  我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叛徒”、“走资派”揪了出来。幸亏我不是一个真“当权派”(文革前我担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达十七年之久,但因我不是党员,故非真当权派,而是一个假当权派),在文革中斗“当权派”时,我还不够资格,仅处于陪斗地位。在一九六九年去五七干校之前,造反派仅每天勒令我上班签到,向毛主席“请罪”,打扫厕所,其余时间便兀坐黑屋里读毛主席著作。一天要坐够八个小时,不许请假亦不许离开。整天念“老三篇”,念《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后两篇文章是造反派指定要念的,其意是要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赶快投降,不得顽抗)。语录、老三篇都背诵如流了,这便怎么办呢?我有我的办法,我在一个笔记本上,偷偷地把杜甫的诗抄在上面,笔记本是红塑料皮的,与当时大大小小的红宝书差不多。我冒充念红宝书背我自己的杜诗。我家里藏一部《杜诗镜铨》,我把心爱的杜诗抄了二百多首在笔记本上,每天上班,便默诵杜诗。杜诗中我特别喜爱《北征》、《壮游》、《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三吏》、《三别》、《前后出塞》等等。在不到两年之中,我几乎能背诵杜诗一百数十首,如《北征》、《壮游》那几首长诗,我当时都能默诵得一字不差(可惜现在又忘记了)。过去我虽觉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老杜了不起,但并没有真认识到这位“诗圣”的伟大。他的史诗,是李白所远远不能比拟的。造反派看到我那么怡然自得地读红宝书,也许认为我这个老头儿思想改造得还不错,他哪里知道我玩味杜诗,正自得其乐呢!
  下班之后,我回到家里,一到晚上就大声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念到“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我摇头摆脑,击节三叹。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真是其乐无穷。想起了二千多年前司马迁受李陵之祸,遭到汉武帝不公正的待遇,他为了把一生的心血《史记》传之后世,不惜屈体受辱,说因为这书“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渺小的我,当然不能与司马迁相比,然而我也应该学习司马迁的勇气与自信,顽强地活下去,不为强暴所屈服。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长达四千多言,我至今还能整段整段地背诵其中的名句。
  一九六九年我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读书的机会没有了。因为五七干校是劳动改造,我又是被“专政的对象”,除劳动外,不许看任何书(当然毛主席著作例外,但也没有时间看)。到了干校以后,与造反派也相处熟了。有一天,在机关里领导我们学习的造反派小头目,忽然问我说:“老千,我不懂为什么‘敦促’与‘杜聿明’两人的投降书,要毛主席代写呢?”原来是他把“敦促”当成一个人名了。经过我解释以后,他才恍然大悟“敦促”不是人名。又有一天,他忽然大发感慨地说:“老千,你的学问真大,我看你恐怕读过三十多本书吧?”我回答他说:“连小人书在内,我大概读过三十来本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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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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