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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吕解仇公案再探讨


□ 王瑞来

王瑞来

  摘 要:围绕着如何看待同是仁宗朝名臣的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关系,在二人过世之后发生的范吕解仇公案,从北宋到南宋,聚讼纷纭。经过今人绵密研究,可以说大抵尘埃落定,然于欧阳修书写范吕解仇的微言大义,似未有明确揭橥。探究范吕结仇与解仇的经纬,以及踌躇年余才写下范仲淹神道碑铭的欧阳修的心曲,进一步分析南宋考据派与义理派对此事的不同认识,可以看出,于事实,无论是范纯仁所坚持的未解仇,还是欧阳修主张的解仇,都是不同认知层面上的事实。摆脱历史上二人是否解仇的纠结,透过宋代历史的大背景来审视范吕解仇公案以及后世展开的争论,由这一公案引出的历史事实如何认定、历史如何阐释的问题,则或具有广泛意义上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范仲淹 吕夷简 欧阳修 历史事实 历史解释

  一、引子:范吕解仇公案由来

  皇祐四年(1052),一代名臣范仲淹逝去。他曾主持北宋第一次政治改革“庆历新政”,而后又亲往前线领导抵御西夏的防务。应范仲淹之子的请求,一代文豪欧阳修写下了《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简略叙述了范仲淹生平,对其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不过,在将神道碑铭刻石时,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等删除了文本中的以下数十字:

  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至于删除的理由,范纯仁说:“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这回事,我父亲没同吕夷简和好。”范纯仁在收到欧阳修所作的神道碑铭后,由于不满意这一段叙述,曾要求他订正,被欧阳修生气地拒绝:“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请求订正不果,范氏兄弟便在刻石时自作主张删去了上述数十字。当刻石后的拓本送给欧阳修时,欧阳修拒绝接受,说:“非吾文也。”此事并非好事者的传闻逸话,而是事实。欧阳修在后来写给宰相杜衍之子杜新的信中曾提及此事,“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并且,欧阳修在将这篇神道碑铭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时,也毫不顾及范氏兄弟的意见,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上述文字。

  一篇本为歌功颂德的神道碑铭,却不仅导致受者和作者双方不满,还引发了范吕是否解仇的公案。这桩公案,在北宋时便已让人心存疑惑,到南宋更是聚讼纷纭。当代研究者中,较早有王德毅先生的详细论述;近年来,又有方健、夏汉宁、刘德清、谷敏、王水照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论述,事实认定的层面已基本解决,然于欧阳修书写范吕解仇的微言大义,似未有明确揭橥。并且,由这一公案引出的历史事实如何认定、历史如何阐释的问题,也还有进一步深思的必要,故为申论如下。

  一、经纬:范吕结仇与解仇

  面对“二公欢然相约”的言说,范纯仁为何断然否认?其中似乎隐藏着传递到后代的深深仇恨。为了叙述清楚来龙去脉,必须回顾一下范吕二人结仇的经纬。

  范仲淹一生仕途,遭受过三次贬谪左迁,都与吕夷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打算让仁宗在冬至这一天率百官为其祝寿。在真宗患病时,皇后刘氏便参与朝政,曾引起真宗不满。真宗去世,年幼的仁宗即位,成为皇太后的刘氏临朝听政,颇有效法唐朝武则天的野心。不过,在士大夫政治业已形成的背景之下,刘氏的野心遭到了强大的舆论压抑。然而士大夫层亦非铁板一块,亦有无耻者窥视到刘太后的意图而献媚求进,比如时任御史中丞的程琳便进献过《武后临朝图》。此次冬至上寿议案的提出,据司马光的记载,也是“礼官定议欲媚章献太后,请天子率百官献寿于庭”。

  初到中央政府任职担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对刘太后的这种企图,上疏表示了强烈反对。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继而“又奏疏请皇太后还政”,把自己的行动推向高峰。表面上,范仲淹的言论没有回声;实际上,他的上疏必定会给刘太后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当然,范仲淹自己无疑也感受到压力。他不得不“乞补外”,离开朝廷,担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

  “乞补外”是表面形式,实质上是被放逐。范仲淹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后来他在诗中写道:“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范仲淹“三黜”的第一黜就是这一次。此时,朝廷中宰相只有吕夷简一人。对于在仁宗上寿、太后还政等事上宰相的不作为,范仲淹深致不满,在给晏殊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宋人云“大臣”,多指执政大臣,因而范仲淹的话等于是直指吕夷简。而范仲淹补外,自然也是独相吕夷简经手。因此,由于政见不同,范吕二人接触之初便已产生龃龉,为后来更为激烈的冲突埋下伏笔。

  明道二年(1033),实际临朝专政长达十余年的刘太后死去。亲政的仁宗试图一新朝政,刘太后贬逐的官员被陆续召回朝廷。范仲淹也在召还之列,回朝担当专任言责的右司谏。虽然吕夷简已于同时罢相,但政治的惯性使朝廷的施政并不可能立刻改变。因此,右司谏上任伊始,“仲淹初闻遗诰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亟上疏言:‘太后,母号也,未闻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据王德毅先生考证,范仲淹此奏也是针对吕夷简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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