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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专精与博通相结合的治史路径


□ 李治安 杨印民

  李治安,1949年10月生,河北省邢台市人。1982年、1985年、1989年先后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赴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留学访问。1997—2006年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社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会历史组成员、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和古代政治制度史。先后出版的有影响代表性著作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行省制度研究》、《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传》。主编并与人合著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中国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其中多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国内一流期刊上。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等科研项目多项。曾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杨印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老师,您被史学界公认为当今国内元史和政治制度史领域最具影响的中年学者之一,特别是在2004年,您更以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的身份成为新一代“掌门”。众所周知,国内元史研究学者虽不如其他断代史研究队伍庞大,但殊少凡品俗流,精英者众,能够成为本派“掌门”,非有“上乘功夫”不行,请问,您的“上乘功夫”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凭借这“上乘功夫”,从一位普通学者成长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呢?
  “上乘功夫”谈不上,体会和经验教训倒有一些。一是读书和基本功训练扎实过硬,打好专精研究的基础,二是努力做到专精与博通的有机结合。
  1978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因为十年“文革”,学业荒废,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用功。当时没有去追求考试得高分,而是整天“泡”在图书馆,在读书和基本功训练方面下了许多“笨”功夫。比较幸运的还有,刚入门就遇上一位好老师杨志玖先生,受到了较为严格的专精治史训练。
  跟杨先生学习,给予了我一个很大的教益,就是学会写高质量、有新意的史学论文。我学习撰写小论文,是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的。当时心气挺高,空泛议论较多。不久,学会了从阅读史料入手写文章,记得第一篇文章是《略论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因为下了很多的功夫,自以为乃得意之作,于是沾沾自喜拿去给杨先生看,孰料先生当头棒喝,竟视为废纸一篇,因为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了。杨先生告诫我,写文章一定要出新意,没新意的话就不要写。杨先生的话,虽然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但给我很大的刺激和启发。不久,杨先生在《文史哲》发表《我怎样学元史》,谈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姚从吾等先生“心得”和“论点”至关重要的指教。此时我才基本想通,试着从事具有新意和比较实在的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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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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