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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先生对义宁史学的继承和发展


□ 姜望来

  陈寅恪先生(一八九○——一九六九)与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 —— 一九九四)乃二十世纪我国中古史学界两位大师,唐先生年辈晚于陈先生,其治学亦深受陈先生影响,可以说,唐长孺先生虽非陈寅恪先生门下,但却继承了义宁史学之精髓并有长足之发展。
  唐先生与陈先生颇具传奇色彩的交往,乃学界一段佳话。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相继发表,唐先生感佩于陈先生治学方法,并受陈先生影响,对制度史的流变展开研究,撰成《唐书兵志笺正》,一九四六年,以稿本递交原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匿名评审通过,晋升教授,评审专家即为陈寅恪先生,其时陈先生与唐先生素昧平生,而激赏如此。陈先生早年诗作《题皮桓生墓》有句云:“士有相怜宁识面”,殆非虚言。一九五五年七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出版,唐先生寄赠陈先生一册,陈先生收到赠书后即致信唐先生,信中谓:
  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来示并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转达钦服之意,想早尘清听矣。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所研索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旧作《从史实论切韵》一册附呈,藉博一笑。专此复谢,敬颂
  著祉
  寅恪敬启 九月十九日
  陈先生予唐先生论著以极高评价,而唐先生既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重陈先生。一九八八年夏,中山大学首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与会,而题诗三绝,提交大会。其第三绝云:“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唐先生此时年高望重,已是中古史学界大师,仍念念不忘陈先生当年对其研究的肯定,虽以无缘入陈门为憾,而以得其教外别传的私淑弟子自任。
  唐长孺先生对义宁史学(义宁即陈寅恪先生)的继承和发展,择其要者而言,主要有如下四端:
  其一,对考据方法和实证学风的继承和发展。我国考据之学,源远流长,经宋人长编考异之法,至清人乾嘉考据之学,更臻前所未有之高峰。陈寅恪先生极为推重宋人史学,复赞赏乾嘉巨子钱大昕为“清代史家第一人”,可见其对考据方法之重视。陈先生著文立论,必以察谬纠误、考究本事、辨析异同、对勘互证为基础,处处可见考据之方法。唐先生题赠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三绝之二云:“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文新。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钱王做后尘。”即对陈先生比肩乾嘉巨子的考据成就做了高度评价,而从此种评价之中,也正可窥见唐先生治学方法的取向。但唐先生重实证精考据,又不止于考证,更不为考证而考证,而是从考证入手,探求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和根本规律,故其中古史研究在陈寅恪先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脉络更为清晰,体系更为严整。
  其二,对“二重证据法”的继承和发展。“二重证据法”最早系王国维一九二五年在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时向学生授课所提出,其后在《古史新证》一书中加以明确:“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进一步予以发挥:“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唐先生治史,继承陈寅恪先生之“二重证据法”,重视出土文书、碑刻墓志等地下材料之运用。唐先生更身体力行,亲自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历时十年,出版《吐鲁番文书》十册,开创了吐鲁番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
  其三,对“从史实求史识”的继承和发展。陈寅恪先生精于考证,更善于在此基础上因小见大、博综贯通、宏观把握。周一良曾谓:“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做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善于因小以见大……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毕竟是书生》,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汪荣祖在《陈寅恪评传》中概括为:“以考据为求证史实、解释史事之步骤,然后再就既证之史实,说明其意义,即所谓从史实中求史识。”唐长孺先生治史,亦继承了陈寅恪先生“从史实中求史识”的重要原则,擅长于史实的通解和宏观把握。正如冻国栋先生所言,唐先生“每论一事,于资料几竭泽而渔,并旁征博引,考订绵密,对相关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洞悉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与此同时,先生又极为重视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和演变趋向,自觉地以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相关的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揭示其渊源流变,对所论问题予以合理的解释”(《唐长孺先生史学未刊稿叙录(一)——附说:唐先生早年未刊稿所见的治学理路与方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一辑)。“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的结合上,在历史与逻辑之统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唐长孺先生与中国中古史研究——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河北学刊》二○○五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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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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