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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悬置与形式的意识形态


□ 张建珍 吴海清

价值悬置与形式的意识形态
张建珍 吴海清

当又一部改编自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以下简称《哈》)的电影《喜玛拉雅王子》(以下简称《喜》)出现在2006年电影市场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它纳入到国产古装大片的序列中。

从形而上的悲剧到世俗的苦难

熟悉《哈》的观众观看《喜》时,会时不时有种错位和恍惚的感觉。《喜》在故事情节、人物设置、人物语言上都与《哈》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却从人物关系上彻底颠覆了《哈》:在(《哈》中,叔叔弑兄篡位,王子替父报仇。而在《喜》中改为拉姆洛丹的“叔叔”与其母真诚相爱,但被哥哥强行夺爱。拉姆洛丹其实是他“叔叔”的儿子。
“这也许是全世界自《哈》诞生以来,对莎翁的这部不朽名居一次最重大的解构和颠覆。”胡雪桦将原著中沉浸于哲学沉思的哈姆雷特置身于更为复杂的亲情关系和更为残酷的恩怨情仇中,这一改变和原著的根本区别其实不仅仅是善/恶、正义/邪恶转换的区别,而是已知的世俗世界和未知的神性世界的区别。对人类知识、理性怀疑的悲剧转变成为一个充满东方人伦亲情色彩的爱的悲剧:纯洁的爱情被年长的权威者破坏,不知情的儿子反而成为亲生父亲的敌人,影片中所有的人都在错位中挣扎,最终却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而走向毁灭。这是一个令人唏嘘感叹的世俗悲剧。这也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化中似曾相识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在“第五代”的电影中曾反复出现,但这些影片的价值识别系统是非常明确的。
然而,在《喜》中,我们却遭遇了价值判断的模糊。当我们感叹的时候,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是悲剧意味着什么?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雅斯贝尔斯说:“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使在对神祗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抵抗至死,也是超越的一种举动。”鲁迅和雅斯贝尔斯都强调了悲剧的价值和超越,这也是灾难或苦难之所以转化为悲剧的动力。《喜》表现的是人在命运面前的最终失败,正是“人在与神祗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抵抗至死。”但在叙事中,人在与命运的抵抗中几乎没有呈现出崇高和超越性的美德,相反,人物呈现的却是人性的弱点、局限以及人的罪恶。尽管拉姆洛丹与哈姆雷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在行动过程中却没有表现出哈姆雷特的忧思和果断。哈姆雷特绝非懦弱或优柔寡断,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正是这洞察力才使他面对那无法验证的、除了鬼魂和凶手之外再没有证人的谋杀面前徘徊踌躇。忧思和果断赋予哈姆雷特以超出常人的个人魅力。哈姆雷特是集德行、学识、仁爱、剑术、美貌等于一体的人文主义理想形象。
但是,拉姆洛丹在《喜》中却没有表现出比任何人高明的特质。由于《喜》颠覆了原著中叔叔是阴险的篡权者这一定位,这使得拉姆洛丹即使具备和哈姆雷特一样的犹豫和行动,他的行为也使他更多地成为一个被邪恶驱使的人,一个丧失了自己的理智和判断的人,因为他的行为不再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正义性,真相不再是“叔叔到底是不是凶手”,而转变为“叔叔为什么会成为凶手”?但显然拉姆洛丹并不想了解叔叔为什么会成为凶手,他不近人情,不能理解母亲的爱与绝望。影片中母亲为阻止他所说的那一番话足以使听者动容,但他依然要去杀他的亲生父亲,由于他的莽撞,误杀了情人的父亲,之后他又接受国王庇护他的安排,丢下已怀身孕的奥萨鲁央(尽管他不知情),远赴波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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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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