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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稚女满眼前


□ 王道还

  在西方科学史上,达尔文是个奇异的人物
  他的进化论不只掀起了生物学革命,西方人文传统都受到空前的冲击,衍生的问题至今仍无理想的答案。许多学者竭尽心力,苦思冥想,最后索性以抨击达尔文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学院外的人为了达尔文说过什么、代表什么,更吵得不亦乐乎。受害最深的,大概是美国的联邦大法官。隔三差五,他们就要被迫表态:在国民教育中,《圣经·创世记》能不能与“进化论”平起平坐?
  哪个伟大的科学家在过世一百多年后还能引起这么强烈的情绪?
  达尔文究竟是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职业科学史家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人物。
  可是研究达尔文并不容易,因为关于他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
  论家世,达尔文的祖父依拉士摩(Erasmus Darwin,一七三一——一八○二)、外祖父威吉伍德(Josiah Wedgwood,一七三○——一七九五)都是英国史上的名人。一八一八年雪莱为妻子玛丽的小说《科学怪人》写序,起笔就抬出“达尔文医生”的名头,指出小说内容未必是向壁虚构之事。
  十八世纪末,在荷兰取得医学学位的达尔文医生与威吉伍德、瓦特等人鼓吹科学、工艺的价值,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威吉伍德创立陶瓷业,品牌至今仍领风骚;瓦特改良蒸汽机,为历史注入了新动力。达尔文医生对他们都有赞助与投资。
  达尔文本人留下的传世史料,科学史上可能只有牛顿比得上。但是牛顿留下的是私人札记,多与主流科学无关,题材以《圣经》(考证、研究)与炼金术为大宗。达尔文则不同,他一生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绵长的论证”:以各种经验证据交织成“所有物种同出一源,不断演变、分化”的结论。
  他的书信、札记反映了他思路发展的各个阶段。他最重要的著作《物种起源》,至少有三个未发表的早期文本可供研究。他勤于通信,记录又完整,大部分来往信件都已整理出版。
  面对这么丰富的资料,专家学者都难免见树不见林,外行人更不用说了。例如伯林(Isaiah Berlin,一九○七——一九九七)是以博雅著名的文人,他写的《马克思传》却以讹传讹,说马克思曾经将《资本论》第二册献给达尔文,直到第四版(一九七八年)才更正。等而下之,网上常常便有人复制、散播“达尔文临终前忏悔发表进化论”的谰言。
  难怪“达尔文研究”已累积了大量文献,而有“达尔文学(Darwin industry)”的名号,令新手望洋兴叹,甚至不免望而却步。
  因此,英国学者戴思蒙与摩尔的《达尔文传》于一九九一年出版,立即受到学界赞誉,“为达尔文传记立下了新典范”,是不凡的成就。这部《达尔文传》教人惊艳的地方,是揭露了达尔文所受的心理折磨。
  原来达尔文在一八四二年秋季,迁居距伦敦二十七公里的当镇(Downe),搭火车或坐马车要两个小时才到。新居占地超过七公顷(相当于十一个足球场),达尔文终老于斯,再也没搬过家。从此,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以书信与外界联络。
  一八四二年,达尔文满三十三岁,风华正茂,家已成,业已立,在伦敦科学界交接往来的都是大老级人物。这不正是向上爬的时候,干吗摆出一副急流勇退的姿态呢?
  传统的解释很单纯:进化论是个惊世骇俗的理论,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绝不相容,而基督教又是政治社会的基础。因此进化论面对的压力不只是“拿证据来!”还会遭到科学以外的力量打压。达尔文躲到距伦敦不远的荒郊野外,正好专心做研究。
  可是达尔文自迁居之后,似乎就给一种痼疾缠住,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每次情绪亢奋之后,几乎都会感到不适,然后身子剧烈地阵阵打颤,严重时还会呕吐。”他的孩子从小就注意到父亲老是身体不舒服。他的三子法兰西斯认为,他的后半生可总结为“与疾病造成的虚弱与折磨进行的绵长斗争”。
  究竟怎么回事?学者的诊断各不相同。最流行的猜测就是,达尔文在海外异域五年,到过不少热带蛮荒,特别是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搞不好感染了什么稀奇的病原。
  众声喧哗中,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包尔比(John Bowlby,一九○七——一九九○)从达尔文童年丧母的事实下手,最有创意。包尔比发挥自己的成名理论──“依附理论”──下的诊断是:达尔文幼年丧母,由于压抑对母亲的追忆,因而容易焦虑;担心自己的形象,也担心失去心爱的人。这个诊断将达尔文避居乡下以及痼疾的成因,一语道破,达尔文一生的轮廓因而格外分明。
  可是“依附理论”以灵长类特有的亲子亲密关系为基础,强调的是孩子出生后的立即经验。而达尔文八岁时母亲才过世,何况他有两位姐姐立即接手照顾,丧母之恸究竟会有多深刻,不能无疑。
  戴思蒙与摩尔直接从进化论的人文意义下手,反而提出了比较可信的说法;达尔文自从想通了生物演化的奥秘之后,不得不面对演化论的人文后果。就算找到了坚实的科学证据,证实人的祖先是一种猩猩,科学好奇心满足之后,我们如何面对人文世界?《圣经·创世记》将人与兽划分开来,并不只是宗教迷信,而是人性的保证。宗教的权威受创之后,还有什么能保证人性?这个问题不断啮咬着达尔文的心,让他不时辗转反侧。妻子是虔诚的教徒,更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何况,他与家人一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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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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