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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的职业操守与商业悖论


□ 司 凤

医疗行业的职业操守与商业悖论
司 凤

让“经济医治”的模式简单地嫁接到了医疗过程中,把收支平衡作为医院行医的第一要素,“成本核算”直接从病患者身上算起,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促使从医者的“德”与“术”的分离。

今天我们讨论医改存在的问题,其实有个看不见的参照系,这就是医改之前的国家医疗状况。我觉得,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很多弊端,但恰恰在医疗事业上很好地保障了医疗的公益性和人道主义特质,这就是:在金钱和人的生命面前,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在人的生命面临病伤危难的时候,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是必须做到的。
我国的医改,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职业属性和原有的医疗体制及服务水平没有做到很好的分析和判断,没有形成科学决策。在经济大潮中,在“改变旧的就是对”的简单思维和氛围下,不是对我们原有的医疗实践进行“扬弃”式的改革,而是走上了否定式的改革,重新打鼓另开张,毫不犹豫地照搬商业模式,把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公益行业变成了经济行业,走上了违反医疗行业特质的医疗模式。大框架的医疗布局也大踏步后退。回过头来会看得很清楚:医改后的医疗资源配置更加不合理了;医疗保障覆盖受益面反而呈收缩状———在破除了原有制度的束缚后,一小部分国家公职人员享受了更多更不合理的公费医疗。而曾经享有公费医疗的职工,在变为医保的重新定位中被削减了原有的公费份额,对那些年老多病一辈子为国家贡献的老职工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而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则退化到了几乎空白;医疗资源的浪费问题则是原有的漏洞不但没堵住,反而增添了新的内容,有了更为恶劣的资源黑洞;更重要的是,医疗从业人员的素质在体制的逼迫下,直线下降。

我们知道,医疗的最佳状态是患者得到了最合理、最合适、最便宜的治疗。最贵的治疗不一定是最好的治疗。作为对生命负责而救死扶伤的行业,最大的效益不是积累了多少资金,而是患者的生命得到了最好的救治,是救助者的医德医术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
让“经济医治”的模式简单地嫁接到了医疗过程中,把收支平衡作为医院行医的第一要素,“成本核算”直接从病患者身上算起,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促使从医者的“德”与“术”的分离。具体说就是医生在为病人诊治时的从医状态变得不纯粹了,医术不是从患者考虑,而是建立在自己利益的算计之上,直接的经济利益取舍之下的是为医之本的医德。造成的恶果不仅伤及百姓,也使医疗行业成了高风险的行业,导致了从医人员和患者的双输局面。咱们再看看双输中“诞生”了什么:
“过度医疗”———过度诊断、过度治疗,开高价药成了医院的家常便饭,这不但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直接导致看病贵,更重要的是对病人的生命不负责,也是对患者权益的损害。
“医闹”———近年来,医患关系问题越来越多,可说是恶相丛生。是医疗实践“培养”出的这样无知无畏的患者。因为医患关系一旦变成了“买卖”关系,那么患者潜意识滋长的就是一套商业伦理:既然我花钱买医疗,那么你治病的效果达不到我的要求,你就是没按交易办事,你就是欠我的。素质不高的患者辱骂甚至动武伤及医护人员,或纠缠于医院没完没了,完全丧失了常识。
“防御性医疗”———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医生为防止“医闹”的发生,在为患者服务时留了心眼,捆了手脚,选择无风险但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最终是为患者服务时打了折扣。
现在有很多人有病不敢去医院,实际上是现如今的医疗形象之低下和不良的医疗导向所致。老百姓对我们的医疗机构缺乏信任,更害怕看病之后要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使自己的生活出现大的缺口。
作为百姓中的一员,我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设计新的医改方案时,要很好地研究和解决从医者的激励机制问题。也就是说从医人员的经济收入体系必须是单独的系统,有一套运作的体系标准,与对患者的收费毫不相干。要从医德水平、医术水平、工作强度和量度等方面入手,来确立合乎职业操守的经济评价体系,使从医人员的经济收入与职业道德的终极体现形成同一方向。职业道德的终极体现是不同职业的特有价值的体现,是特有的尊严和荣耀,有独一无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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