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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红色叙事中的“史、哲、文”问题


□ 杨新刚

  所谓红色叙事主要是指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革命、阶级(民族)解放事件为主要情节.揭示革命或解放等宏大主题,塑造以阶级(民族)革命解放为己任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叙事。自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以降,红色叙事薪火相传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赓续未已,到世纪之交.呈现出一个创作的小高潮。

  由于受到时代思潮的深刻影响,世纪之交红色叙事与此前的红色叙事相比,在创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这些新变总体而言不外“史、哲、文”三个方面,所谓“史”,主要是指红色叙事所体现出的创作主体的历史观;所谓“哲”,是指红色叙事的思想性:所谓“文”,主要是指红色叙事的审美特征。红色叙事在史、哲、文三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

  首先,历史观方面,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由单色纯净历史观向原色复杂历史观转进;第二,由伟人豪杰英雄史观向凡人英雄史观转进。这两个重大变化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中国思想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后现代史学观不无关系。“后现代史学观”与文学批评界所操持的“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是同义语。后现代史学或者说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当代社会很快溢出所在的史学范围,侵入到中国当代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疆界,在某些红色叙事创作主体那里得到了一定的回应。较为明显的反应是某些红色叙事创作主体正逐渐用业已形成新的历史观.覆盖了既有的历史观。

  历史观的更新,带来了第一个变化即由单色纯净的历史观向原色复杂的历史观转进。当然不同的创作主体转进的速度和幅度也因人而异.有的作家沿袭多于变革,只是做出适度的微调。如对历史场景的描绘方面,在思想正确的前提下.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掀开了被遮蔽的历史的一角。这掀开的一角,犹如纸窗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洞,虽然小,但却能够看到历史“房间”中的陈设与布局。特别是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已经突破了原来所设定的某些叙事禁区.尽量展示出历史的整体面貌。也有的创作主体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借助自我的想象重述历史。力争尽可能地描绘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还原历史细节的生动性,希图从细微之处触摸感受历史的脉动。第二个变化即为由伟人豪杰英雄史观向凡人英雄史观转进。90年代之后,随着既有英雄史观的调整.红色叙事创作主体既重视英雄豪杰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又看重凡俗草根英雄对革命战争的巨大贡献。前者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革命领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以及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光辉业绩。同时,还有展现高级军事将领英勇善战题材系列的作品,像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都梁的《亮剑》都是这一类作品。后者如《我的兄弟叫顺溜》、《沂蒙》等。其中,赵冬苓的《沂蒙》以多位山东革命老区沂蒙“红嫂”的英雄事迹为原型,塑造了以于宝珍为主要形象的沂蒙英雄群体。小说较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背景下,沂蒙人民无私奉献,支援革命战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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