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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申请书中的国家干部


□ 李东维

小时候,年关将近,只盼饺子、新衣、放鞭炮;至于压岁钱;只是偶尔一想:爹妈给的几毛钱,只在枕头下压一夜,一出正月,又收归“国有”。不比现在的压岁钱,十块酌都少了,而且给了就给了,谁的钱不是个花?
那时候太缺钱。
我这个年龄的人,生于“文革”初年,长于“文革”十年,“文革”结束刚好九岁整。那些年月,资物匮乏,收入低下,尤其农村,吏是苦不堪言;人民公社搞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实际上却吃不饱,穿不好,农民面有菜色。过年过节、过生日能吃一顿白面就是很幸福的了,更多的时候则以包皮儿(中间红面,外面白面)代替。但还有比我们更艰苦的,便是街头经常见到的逃荒要饭者。外省人以河南、河北人居多;本省的,临县人居多。见的多了,后来干脆称逃荒的都叫“临县家”。
农民收入低,还不保证,收成都靠天气:旱了不行,涝了也下行。不比城里人,走的是柏油马路,住的是高楼大厦,粮店发白面,单位领工资,旱涝保丰收村里即使村里的市民子弟,也优越感十足。所以一听说城里人,羡慕得要死,就是小朋友们在一起高谈阔论,也大多是城里的事,谁说到自己有个城里的亲戚,必定自豪十足,骄傲得可以,如果有上海、北京的亲戚能讲出来,那就是压倒一切了,足可以让别人艳羡几天。
城市是幸福地带。长大了去城市,是幼小心灵萌发的目标。城市人都幸福,都吃白。面,都住大楼,出门都坐汽车、火车,而农村满街跑的是毛驴车、牛车,平板车。当然了,城市没有乞丐,没有牛羊,城市人更不吃救济,而农村逢到年关,是有许多人要申请吃救济的。我父亲当了近三十年村长、支书,那时就是村长,过年也要申请公社革委会主任批点救济款,才过得起年。卸任时,累计下来,欠生产队800元粮款,至今为人所称道。
直到有十天,整理广堆旧档案,我在废纸堆中,发观了-—摞摞《交城县干部福利费发放》的表册,翻开看了,才知道市民也吃救济,城市人也吃救济,领导也吃救济。领导和普通人一样都很艰苦。在救济的行列里,没有局长、厂长、主任的特权,同普通群众一样,都是救济申请者,都是救济对象;都是嗷嗷待哺的面孔。


1、概况

1970年,交城县各公社及机关的国家干部职工人数为422人,编外病休9人,当年写出救济申请的为145人,批准救济的为105人,共解决救济款3535元。
通过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有三分之一的人提出救济申请,有四分之一的人得到了救济。但从各单位的情况看,并不平衡:保卫组(军管会)34人,18人写出申请,批准了16人,救济比例高达47%;西营公社8人,6人写出申请,批准了4人,救济比例高达50%;而东社公社12人,只有2人写出申请,最后还只批了1人,比例最低。
1970年交城县的财政收入仅219,9万元。当时的工资并不高,只有几十元的样子:,而批准的救济申请,最高的居然有80元,是申请者月工资的两倍;最少的也有20元,占到申请者月工资的70%多,确实解决了困难。

2、程序

1970年,文革第五年,武斗刚刚结束,余烟袅袅未散尽,社会秩序尚在恢夏当中,百废待兴的样子。但机关福利费的申请发放,却能比较正常地进行。
福利费的发放,有一道并不简便的手续,现在叫做程序。
首先要生活困难的干部职工本人写出书面申请,陈述吃救济的详细理由和明确的数字,需要多少钱,要说清楚,30还是50,抑或更多,不能搞模糊语言;然后交由本单位干部职工讨论,这是民主,需要大多数的人同意;第三道程序就是单位的革委会研究,头头脑脑开会商量,这是集中的阶段,也要经多数人同意,尤其是一把手的点头;第四道程序也是最后一道程序,是上报县革委,由县革委研究批准,基本上是由革委政工组操作。
县革委最后批准的名单与救济的具体数字,以革委政工组的名义行文,通知各单位革委会及生产组财税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然后将款拨到本单位,这笔救济就到了本人手中,公文旅行结束。

3、理由

机关福利费,即救济款的发放,大原则是救急不救贫,即解燃眉之急,雪中送炭。
申请救济要陈述详细理由,比如负担供养的人口数;本人及家庭收入具体情况,家庭主要开支(生老病死等主要项目),衣食住行,面面俱到。现在银行存款讲究实名制,要身份证严格核实,据此也不一定就能监督了部分领导干部的实际收入状况,故而贪官污吏得以成批漏网。而那时候,只看本人申请,就对其家庭经济状况一目了然,说谎的并不多见,水分是相当低的。斗私批修搞得不近人情了,但自律意识还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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