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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儒家文化情结


□ 何春耕


引言:儒家文化精神与伦理情节剧电影的文化内涵和特性
以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等为代表的伦理情节剧电影大师,他们一系列的重要电影作品,其思想内涵,都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的延续——以伦理喻示为核心的社会和历史寓意的发展。他们的电影既是一个个讲述家庭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又是一种讲述人在社会和历史故事中奇特经历的叙事本文,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相关联。这些秉承儒家倡导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以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历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的可贵的人文精神传统,这同时也是郑正秋、蔡楚生和谢晋等非常个人化的情感空间和文化情结,这一精神的脉络贯穿于他们作品的审美情感和形象结构中。
由于源自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当中,而关于家庭男女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历来就是中国叙事作品最具有表现力和生命力的母题之一,所以,以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与历史变迁的伦理情节剧电影,其道德伦理、宗法伦理与政治功利相糅合的叙事主题,这既与文艺创作者潜意识中接受儒家文化伦理精神的影响密不可分,又与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思想强调文艺的伦理功能息息相关。
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就其创作中渗融和贯穿的文化精神的主导方向看,它主要承传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自郑正秋192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开始,到蔡楚生30年代的《渔光曲》、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再到谢晋60年代的《舞台姐妹》、80年代的《牧马人》、《芙蓉镇》等,可以看出,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和谢晋等,他们十分重视并努力实践电影的教化功能,往往以伦理道德为叙事内容,以戏剧性的伦理冲突建构故事情节,以善恶对立的类型化人物为道德化身,其观照现实人生和时代精神的主流化意识形态的伦理教化倾向,体现了注重儒家伦理道德准则和传统艺术精神的审美表现的共同性,由此逐步形成了家庭/社会/政治内容伦理化的电影创作传统。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无论郑正秋、蔡楚生还是谢晋,都长于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主要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从伦理道德角度的切入来表现他们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儒家伦理本位文化观念形成了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这一主体类型的叙事中心。他们不仅以家庭伦理作为“叙事焦点”,家庭的命运成为与国家的命运相互指涉的表意载体,家庭形象成为象征社会形态的重要视听元素和映现历史风景的一面面镜子,而且家庭空间更成为他们影片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叙事空间”,自《孤儿救祖记》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再到谢晋和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影片,逐步形成了一种社会/历史/现实内容伦理化表述的电影创作模式。他们影片中所具有的政治功利、宗法伦理、道德伦理相搀杂的叙事主题,其家国同构、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文化意味,恰恰符合了潜在于中国人思想意识中的儒家文化精神和中国大众的审美心理定势。

整合与重塑:谢晋政治/伦理情节剧电影对儒家文化精神的承续与表述

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运行,已经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本能,即使许多激烈批评儒家文化的人,其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也基本上是符合儒家文化规范的,特别是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个人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这两者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潜意识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几乎被所有的启蒙战士和革命战士忠实地实践着。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敢于承担社会与历史重任,始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
儒家文化的现代存在形态的确是相当复杂的,在由启蒙话语过渡到革命话语之后,儒家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存在方式,就表现在忧患意识承担精神和个人的修身养性内心自省两方面。由此,儒家文化与革命话语就产生了潜在的吻合,并成为表现革命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从40年代开始直到解放后的70年代末,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风靡一时的个性解放主题被逐步淡化,而自我思想改造的观念日渐抬头。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只有在群体之中,在革命运动之中,在权威与助手的帮助下才能够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儒家文化那种重视群体本位的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得到了肯定。
解放后的谢晋的艺术观念和郑正秋、蔡楚生等前辈艺术家注重“载道”的艺术观念一脉相承,因为谢晋同样受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重家庭伦理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于家庭伦理的表述也同样体现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伦理化的家庭空间同样成为分析他的影片文化内涵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从谢晋对传统与现代伦理的整合和重塑来看,其艺术追求和文化渊源,可以直溯到上至《诗经》、《离骚》,下至五四新文化精神,直到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其影片叙事的内核则是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出于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置于特定的历史或政治的背景上,把家庭与民族的命运合为一体的,他对传统儒家文化精神与现代家国故事的文化意义的表现,-则主要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进行了历史性的整合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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