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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辩护


□ 段怀清

现在,作为一个不著名的中国人首次以自己的名义、自行负责地出来公开地对世界发言,我想文明世界有权问问我就这一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的资格。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说一说,现在的作者是一个花了十年时间在欧洲学习其语言、文学、历史和制度,又花了二十年时间研究本国事物的中国人。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辜鸿铭收录于《总理衙门论文集》中的《一个中国人对于义和团和欧洲文明的看法》一文。实际上,这并不是辜鸿铭第一次作为中国的辩护人,“公然”挑战作为西方道德文明标志的传教运动、作为西方科技文明标志的西学。此前,在为一八九一年长江教案拍案而起的另一篇文章《为吾国吾民争辩》中,辜鸿铭甚至公开请求俄国驻日本公使,将他所写的东西代为呈送俄国皇帝过目,也曾请求德国驻日本公使,将其所写的东西代为呈交普鲁士亲王海因里希(《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版,上卷,35页)。而这篇发表于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的匿名文章,其所表达出来的道德力量和语言力量,也引起了当时不少西方读者的注意,甚至认为此文不可能出自于一个中国人之手,因为文章显示出一种“极其高贵的镇静”的语言力量。
至少从下面几个角度看,辜鸿铭都是当时中国最合适的辩护人,甚至无人能够替代——首先,他毕业于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且获有文学硕士学位;其次,他通晓拉丁、希腊语并熟悉了解西方古代人文经典传统;再次,他对基督教文明、教会史及传教运动不仅有着知识上的了解,而且有着具体而深刻的经验体认;最后,他曾游学德国、法国的著名大学,并对西方近代科技文明有过专门的学习研究。当然,除上述诸条件外,辜鸿铭能够熟练地使用英、德、法诸文直接与在华西方人进行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也是他不辩自明地获得那些西方人尊重的重要原因。
不过,如果只是上述诸条件,还不能最终形成辜鸿铭为中国辩护的根本立场。其实,在辜鸿铭归国前后,已经有晚清政府派赴美国以及法国、英国的留学生,甚至还有像王韬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的泰西漫游,以及郭嵩焘这样的驻外使节。最终决定了辜鸿铭的中国文化立场的,是他在返国之后,于满腹西学西政之外,“反而求之我六经子史”,并喟叹“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以及在积有数岁之后的“学以大成”。
但实际上,辜鸿铭这种“中国辩护者”的身份长期存在着公共认同上的错位。在为辜鸿铭《读易草堂文集》所作的“序”中,对于辜鸿铭的文化身份的“尴尬”(既非西方,亦非东方),罗振玉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国有醇儒曰辜鸿铭外部,其早岁游学欧洲列邦,博通别国方言及其政学,其声誉已籍甚。……然世之称君者,顾在彼而不在此,群然诵之曰:‘是固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南皮张文襄公总制两湖,能养士,天下之士归之如水就壑,亟招君,置左右,亦第称之曰:‘是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故客幕下久,温温无所试。”(《辜鸿铭文集》,下卷,211页)这大概也是辜鸿铭在张之洞幕下“干了十七年没有晋级”的原因之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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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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