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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视野中的跨民族文学文本


□ 任一鸣

  摘要:在跨民族文学文本中,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及其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被放置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框架中加以表达,从而具备了文化翻译的功能。跨民族文学文本进入翻译研究视野的可能性,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达功能,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对这样一种文学文本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基于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研究角度或研究立场的拓展和延伸,以及对传统翻译研究中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突破。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跨民族文学文本,应成为当代文化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跨民族;文化翻译;文本
  中图分类号:I0-03; 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4-0184-05
  作者简介:任一鸣,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235)
  
  跨民族文学文本是指具有双重或多重民族文化背景的作家用非母语写作的、表现不同民族文化在冲突中交融和异变的文学作品。跨民族文学文本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它产生于不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当今所谓的“飞散文学”(或译离散文学)、“移民文学”、“后殖民文学”等,都属于跨民族文学创作的范畴。跨民族文学创作常常是用一个民族的语言来叙述另一个民族的故事,将一个民族的文化通过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来表达。在这样的文学文本中,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及其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被放置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框架中加以表达,正是在此意义上,跨民族文学文本具备了文化翻译的功能,因而也具备了进入翻译研究视野的可能性。
  跨民族文学文本的文化跨越性表现在:一是作者文化背景的跨越性和文化身份的复合性。他们有的本身具有移民经历,如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生于中国,后移居法国;维·苏·奈保尔生于特立尼达,后移居英国;迈克尔·昂达杰生于锡兰,在英国度过少年时代,后移居加拿大。有的虽然没有移民经历,但依然有着家庭文化与社会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日裔加拿大作家可嘉娃,她虽然生于加拿大,在学校里受的是西方式教育,但家庭中沿袭的却是日本文化传统。还有的作家父母亲来自于不同的民族或血统,如华裔英国作家韩素音。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使这些作家成为处于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之间进行写作的作家,他们不可避免地把不同的文化传统都带进了作品中,并在写作过程中进行不同文化的转换。在此意义上,跨民族作家承担着文化译者的工作。二是跨民族文学文本的文化跨越性。跨民族文学写作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写作,它可以被看成是寻找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也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在跨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一个最直观的对话现象就是用一个民族的语言来叙述另一个民族的历史。这种文化对话提供了一种桥梁或通道,使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得以观察对方,为读者提供了一张网,一张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构成的富有张力的时空网。在此意义上,跨民族文学文本承担着类似翻译文学的功能。
  跨民族文学文本进入翻译研究视野的可能性,不仅仅在于该文学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转达功能,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对这样一种文学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基于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研究角度或研究立场的拓展和延伸,以及对传统翻译研究中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突破① 。
  
  翻译研究立场或视角的转换
  
  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采取的是“译者立场”或“译者角度”。翻译理论家大多自己专事翻译或有过翻译实践经验,是译者,同时又是语言学家。从“译者立场”来研究翻译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从语言出发归结到语言,文化始终处于后景;第二是必定有两个书面文字构成的文本;第三是研究者的位置处于两个文字文本之间。建立在“译者立场”上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对于指导翻译实践的确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因为这样的研究面对两个书面文字文本,常常习惯于停留在语言文字的表象,从而使翻译研究难以脱离语言学的范畴。语法、词序、区别同义词近义词、增补连词等都是翻译研究的关注点。20世纪中叶,美国爱丁堡大学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更是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推上了顶峰。他把翻译理论看作其“研究对象是语言之间的关系”,“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找对等语,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确定对等语的性质和条件”②。卡特福德和他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翻译研究的“译者立场”的典范,充分体现了这种翻译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的亲和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其局限性,即把翻译看成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忽略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虽然另一位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注意到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也指出了“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不单纯是语言问题,但由于奈达所处的位置或立场是“译者立场”,他的论述所要说明的还是如何翻译的问题,而文化因素只相当于“语义”。他提出翻译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对原文语义的分析,他指出,“可以运用链状分析法、层次结构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等三种方法……要正确理解语言的内涵意义,必须考虑三大因素:(1)词语的使用者,(2)词语所用的实际场合,(3)词语的语言环境”③,可见,奈达对翻译的研究仍然没有脱离语言学的范畴,“译者立场”的翻译研究由于所基于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两个书面文本之间的转换,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此使得研究者很难摆脱从语言出发最终归结到语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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