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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鲁迅研究


□ 荒 芜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耻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以上是鲁迅纪念韦素园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得沉痛极了。但是鲁迅又哪里会知道,在他一瞑之后,他自己的尸首也成了无耻之徒的沽名获利之具呢?
  远的且不必说,一九六六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那个政治骗子陈伯达,就谬托知己,大放厥词,胡吹一通。那个还没有资格谬托知己的文痞姚文元,也以研究鲁迅专家自居,在那次会上,小放厥词,胡吹一通。批林批孔了,“四人帮”就拿《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来攻击总理。评论《水浒》了,他们就拿《流氓的变迁》来攻击邓副总理。“反击右倾翻案风”了,那个特务张春桥就大谈《风波》里的辫子,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请看,这不是拿鲁迅的死尸当作他们篡党窃国的工具吗?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从表面上看,这些年来,鲁迅比韦素园走运多了。全集出版了。每隔五年、十年纪念一次。有些大城市里,还建立了纪念馆;有些机关、工厂里,还设有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小组。不但没有被冷落到言行两亡的程度,好像还很热闹。但是如果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察,看看上述的那些热闹活动,有多少起是被大大小小的谬托知己的无耻之徒和骗子利用了,成为他们自炫、沽名、卖钱、获利、篡党、窃国的工具,统计出来的数字,一定惊人。
  今天,研究鲁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卫鲁迅,使他不受和少受那些骗子和无耻之徒的糟踏。
  政治骗子陈伯达的老底,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狄克是谁,不是没有人知道;姚文元的那本“权威”著作兜售的是什么货色,也不是没有人知道。可是,说来真怪,在“四人帮”垮台以前,没有听见专家们吭一声,而曲意逢迎,摇旗呐喊的,却大有人在。翻翻当时的报刊,那种谄媚的嘴脸,不是无案可查的。
  前些年,苏修御用文人费德林、齐赫文斯基、艾德林之流,也趁火打劫,三番五次,拿鲁迅这张牌来挑战,骂上门来。而姚文元之徒却充耳不闻,笑骂由他笑骂,陶醉在自我封锁中,深怕我们的太平学术空气被扰乱了。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以上说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也并不是毫无问题的。我以为,研究鲁迅的生活、思想和作品,就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越是棘手问题,越要迎难而上;决不能看风使舵、因人论事,甚至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使鲁迅蒙冤地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比如,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关系是个客观存在,有鲁迅的文章、书信、日记、言论和行动为证。能不能因为瞿秋白出了问题(且不说究竟是什么问题),就抹煞历史事实,把我们今天对瞿的看法,强加在去世三十多年的鲁迅身上呢?不行吧。然而,在我们的评论中,有的干脆避开这个问题,闭口不谈;有的千方百计论证,鲁迅早在那时就已嗅出瞿秋白的叛徒气味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鲁迅充当一名算命先生。
  一九七三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迅作品选集《无声的中国》。编译者在前言里提到鲁迅的一件轶事:一九三五年,上海苏联领事馆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鲁迅出席了。散会时,他发现他那顶有名的破呢帽,掉在衣帽架后面去了。他把帽子掏了出来,踢了它一脚,然后拾起,拍打两下,在戴上头以前,对他身边的人说:“这是一顶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呢,也就是那么一种人,一个拉车的。”这个轶事不但极有风趣,而且形象地表达了鲁迅的思想、感情和性格,连语言都有个性。有人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位研究鲁迅的同志,那位同志却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就不知道有这回事。这是对鲁迅的歪曲。”事有凑巧,不久前出版的一本鲁迅研究资料里,有茅盾先生的一篇文章,讲到那次小型招待会。他记得,被邀出席的只有宋庆龄、鲁迅、斯沫特莱、路易·艾黎少数几个人。另据《无声的中国》编译者说,说出上述轶事的就是艾黎。由此看来,那位同志不知道那回事,情有可原。至于断言那是对鲁迅的歪曲,就未免太主观。研究一个作家,哪怕只是那个作家的一个生活细节,还是虚心一点的好。不然的话,究竟谁歪曲了谁,可就难说了。
  鲁迅留下的旧体诗,为数不多。有人认为,这一部分作品,问题不大,容易研究。其实不然。举一个例。鲁迅最早的一首诗《自题小像》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首诗的头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中的“神矢”,向来解释纷纭。有丘比德说,典出于罗马神话;有罗罗说,典出于拜伦长诗。但都象借来的衣服,套上总不合身,而研究鲁迅的专家们又不屑于一顾。前年,一位搞外国文学的人,谈起这个“神矢”问题。他认为典就出在鲁迅从小就爱看的《山海经》里。灵台就是《大荒西经》里的轩辕台,神矢就是《海外西经》里的穷山族不敢用以西射的利箭。他还认为那些坚持丘比德、罗罗说者,实在是冤枉了鲁迅。不知专家们以为如何?
  套用鲁迅《忆韦素园》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我写这两千字……但愿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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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7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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